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


淮南市城镇房地产纠纷仲裁暂行办法
淮南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及时地解决房地产纠纷，维护城镇房地产管理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对房地产纠纷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有利生产、维护团结、互谅、互让的原则，公正合法地进行处理。
当事人双方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利。
第三条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条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处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镇范围内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处理。

第二章 仲裁组织
第六条 市、区均应设立房地产仲裁委员会。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七条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除设专职仲裁员外，还可以根据办案需要，聘请办事公正、群众信任的房地产、土地管理部门的干部和法律工作者（权力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的现职人员除外）担任兼职仲裁员。
兼职仲裁员在执行职务时与专职仲裁员享有同等权利。
第八条 房地产纠纷案件，一般由仲裁员二人和房地产仲裁委员会指定的首席仲裁员一人组成仲裁庭进行仲裁。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参加开庭仲裁的，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制作笔录，由仲裁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应当如
实记录。
重大、疑难或复杂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处理，应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简单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处理，仲裁委员会可指定一名专职仲裁员进行仲裁。
第九条 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含书记员、鉴定人）对受理的与本人或亲属有利害关系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应自行回避。当事人如发现仲裁庭组成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有权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要求他们回避。
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首席仲裁员时需要回避的，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员的回避，由主任或副主任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对作出回避的决定，可采取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通知有关当事人。当事人对回避决定不服的，可申请复议一次。
第十条 市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在业务上对区房地产仲裁委员会负有监督、指导的责任。

第三章 仲裁管辖
第十一条 房地产纠纷案件一般由争议不动产所在地的区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管辖；影响较大或跨区行政管辖范围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由市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管辖。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处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如涉及土地权属争议的，应遵守国家和省有关解决土地权属争议的规定。
第十二条 下列房地产纠纷案件由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管辖：
（一）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和变更，包括房屋的买卖、析产、典押、交换、赠与等房产纠纷；
（二）房屋租赁纠纷；
（三）因使用与房屋有关的宅基地、庭院和场地引起的纠纷；
（四）房屋相邻部位使用权纠纷；
（五）房地产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受理的其他房地产纠纷案件。
第十三条 下列房地产纠纷案件，房地产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一）人民法院或主管领导机关已经受理或办结的；
（二）其他有权管辖的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
（三）涉及继承、离婚的；
（四）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又发生争议的；
（五）涉及房管部门直管公房的买卖、租赁以及房管部门为一方当事人的；
（六）驻军内部的；
（七）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内部干部、职工因分居引起的；
（八）超过诉讼时效的；
（九）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第四章 仲裁程序
第十四条 申请仲裁房地产纠纷案件，审诉人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诉人和具体的请求及主要事实依据。
第十五条 申请仲裁房地产纠纷案件时，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应由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公民应由当事人本人提出申请。
第十六条 向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按本办法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递交申请书，并按被诉人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
第十七条 申诉人必须按照下列要求向房地产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一）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应当写明：
1．申诉人和被诉人的名称、地址；
2．申诉的要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
仲裁申请书应由申诉人或申诉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名。
（二）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时，应当附具申诉人要求所依据的证明材料。
（三）按照本办法附则规定预缴仲裁费。
第十八条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受理范围的，应在七日内立案；认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受理范围的，应在七日内通知申诉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案件受理后，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应在十五日内将申诉书副本送达被诉人，被诉人收到申诉书副本后，应在十五日内向房地产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
被诉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条 被诉人对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的案件，如有反诉，应当在第十九条规定的提交答辩书的期限内提出。被诉人应当在反诉书中写明其要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并附具有关的证明材料。
被诉人提出反诉的，应按本办法附则规定预缴仲裁费。
第二十一条 仲裁庭处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必须认真审阅申请书、答辩书和反诉书，进行调查研究，全面客观地收集、核实证据。
为调查取证，仲裁庭可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材料，协助调查。
仲裁庭对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经受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申诉人或被诉人确因特殊情况不能直接参加仲裁事宜的，可委托代理人代理参加。
第二十三条 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含经济损失担保书），认为需要对纠纷案件所涉及的房屋及与房屋有关的宅基地、庭院、场地和设备、设施等采取保全措施时，应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保全措施限于申请的范围，并通知有关当事人执行和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因采取保全措施而造成的损失，由败诉方承担。
第二十四条 现场勘查或进行技术鉴定，应通知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到场。必要时可委托有关单位派人协助。
勘查笔录和技术鉴定书，应写明时间、地点，并由参加勘查、鉴定的人员签字或盖章。
仲裁庭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技术鉴定时，委托单位应按照委托的项目、标准等要求进行。
第二十五条 仲裁庭在处理房地产纠纷案件时，应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签字或盖章，且协议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不得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和住址、纠纷的主要事实、协议解决纠纷的内容和仲裁费用的承担。调解书应由仲裁员署名，并加盖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印章。
调解书送达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翻侮的，仲裁庭应及时作出裁决。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争议的问题，不仅自己有权进行陈述和辩解，还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陈述和辩解。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在作出仲裁裁决前，申诉人自愿撤诉，而被诉人又未提出反诉的，应准许撤诉。
申诉人撤诉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其仲裁费由申诉人负担。
第二十九条 仲裁庭应于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经两次通知，申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按自愿撤诉处理；被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仲裁庭有权作出缺席仲裁。
第三十条 仲裁庭开庭时，由首席仲裁员宣布仲裁庭纪律和仲裁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他人回避。
仲裁庭应认真听取当事人或代理人的陈述和辩解，当庭出示与本案有关的所有证据，并经双方当事人鉴别，按申诉人、被诉人的顺序征询双方最后意见，再行调解。调解仍未达成协议的，由仲裁庭评议裁决。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在庭审中有权提出新的证据，经仲裁庭允许可以向证人、勘验人、鉴定人发问和要求重新鉴定、调查或勘查。
第三十二条 仲裁裁决书应写明：
（一）申诉人和被诉人的姓名、住址。
（二）争议的事实。
（三）裁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裁决的结果和仲裁费的负担。
仲裁裁决书由仲裁员和书记员签名，并加盖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印章。
第三十三条 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后发生效力。不服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在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已经生效的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权利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可凭房地产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向房地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房地产、土地管理部门应在接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缴纳仲裁费。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活动费。案件受理费的标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会同物价等有关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案件活动费包括鉴定费、勘验费、估价费、资料费、证人的补贴等，案件活动费按合理的开支收取。
第三十七条 仲裁费由败诉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败诉比例承担。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仲裁费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分组。
第三十八条 凤台县城镇房地产纠纷案件的仲裁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2月20日
死刑的司法现状及其展望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450052）

内容提要：死刑司法作为死刑适用的重要内容和最后程序，死刑的政策精神和死刑立法的规定都需要死刑司法的最后“决断”。本文以死刑司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刑事法官、司法解释、死刑核准和死刑的执行方式等几个方面对我国死刑司法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研讨。期望此文能对我国死刑司法的进一步理性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死刑 司法 展望

一、刑事法官的现状及其展望
对刑事法官在死刑适用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妨引用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教授的一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①虽然这一至理名言是立足于英美法中法院和法官的地位而言的，但对于我们也不无借鉴作用。对此，马克思也曾精辟地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②在死刑司法中，犯罪事实的认定，案件证据的审核，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定，以及适用死刑与否的社会效果的预测，最终都由法官来决定。没有法官就不可能有死刑的适用。一个不当的死刑判决，不仅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而且还会给党和国家的威望造成很大损害，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①虽然在法官的素质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上存在着“非人格化”和“人格化”以及“理性说”和“非理性说”的对立观点，②但在刑事司法中，理性的因素与经验的因素，甚至非理性的无意识因素都在发生着作用，③法官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制约着刑事司法，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法官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人，而是一个经验人，因而必然会受到其本身的人格和素质因素的影响。法官不是一部僵死的适用刑罚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因而，他适用刑罚的认识活动不可能不受其自身具有的性格、情绪、意志、气质、经历以及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政治信仰、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肉体状况”与“精神状况”的影响。④就法官的业务素质而言，早在1983年，最高法院前院长江华同志就曾向中央呼吁，不要不顾法院和司法的专业化需要，过多地将复员军人往法院里安置。他以四川等省为例说，四川省1982年第四批由军队转业调进法院的干部中，有4个患精神病；重庆市市中区法院去年（指1982年——引者注）分配来转业干部15人，三分之一是病残人员。在全四川省法院干部中，政法院系的大专毕业生仅498人，占46%，而小学以下者占15%，其中还有相当数量是文盲和半文盲，云南也不乏这类事例。对这些人员，法院非接受不可，所谓“包袱大家背”。①尽管这种状况现在有了一定的改观，最高法院也曾在1990年提出了“七八九计划”；②1994年最高法院前院长任建新又提出：“2000年以前在审判人员全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专业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干部学历层次；努力培养出一批高层次人才和专家型法官；普及岗位培训，使之经常化、规范化。”③但是，直到今天，法院仍是各行业中外行人较为容易又愿意进入的一个机构。不必说具有法律专业文凭，甚至没有受过任何法律训练、基本的法律常识的具备也没有的人可以担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④近年来法院接收的人员中，也发现了一些文盲、半文盲和瘸子，电话不能接，文书不会写。正如某省一位高级法院院长所谈到的那样，在中国，司机可以当法官，开着开着车呢，第二天，转干了，成法官了。军队里的军官，还是初级军官，现役排长，复员了，转业了，到法院当法官，而且还可能当高级法官。一天法律没读的，跟法律一点儿都不沾边，一转呢，都来当法官。组织部长啦，政法委书记啦，根本跟法律没沾边，到你这儿干院长来了。所以，中国这个法官，素质必须提高，必须有一个集团性、群体性的提高，要将经验与智慧结合起来加以控制和把握。全世界范围里，没有哪个国家像咱们这样，没有工人当法官，没有转业军人当法官的。①
显然，法官的素质必须提高。而在法官的素质中，业务素质又是个基础。尽管《法官法》规定，法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就是具备法律大专以上学历或者至少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但《法官法》实施以来的几年中，仍有为数不多的不符合这一条件的人进了法院，当了法官，甚至当了庭长、院长。为此，要切实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法官法》对法官业务条件的要求并以此为依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选任，建立法官的任职资格制度，使一些真正上业务素质较高的高质量人才充实到刑事司法尤其是死刑司法中来，坚决禁止和杜绝业务素质低劣的人从事死刑司法工作。这样，我们在死刑司法中就可能会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感性和冲动，从而在限制死刑的实际操作中就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起色和大的发展。
在法官的意识中，首先得树立少杀慎杀的思想，努力减少死刑宣告。少杀慎杀是我们现在仍然坚持并一直作为指导死刑运用的一项至高无上的死刑思想。少判处死刑，不仅可以获得社会同情，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有利于争取教育罪犯的亲属子女，而且可以保留一批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还可以保留一批活证据，有利于持久深入地开展同犯罪的斗争，适用死刑应当是慎之又慎。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现阶段，我们的刑事法官尤其是死刑司法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少杀慎杀提的少了，做的不多，个别地方和个别法官甚至提出，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对严重犯罪要强调一个“狠”字，可杀可不杀的要坚决杀掉；在适用死刑时，又往往先考虑甚至只考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只有当无法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时，才退而求其次，考虑适用死缓等。②显然，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应当予以批判的。①
综观西方一些存置死刑的国家，死刑的宣告可谓是慎之又慎。如美国在死刑司法中，即要求法官和陪审团在作出死刑判决时不能漏过任何一个疑点，哪怕这一怀疑是非理性的，只是感情的、直觉的怀疑。德国著名学者麦克斯·赫兹伯格（Max Hirschberg）在60年前即持此观点。②美国有学者统计，在美国以杀人犯罪被起诉者当中，其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仅为6%—15%。③在实践中，美国还通过司法上诉审程序减少死刑之宣告，如在1972-1980年间，一审死刑判决在上诉审中被废弃改判率高达60%；即使在加强死刑适用的今天，其死刑上诉审的改判率也在30%—45%左右。④在日本，1989年因杀人被判处刑罚的共有764人，被宣告死刑的只有2人，宣告无期徒刑的也仅有8人。而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死刑宣告率也不高，如在1989年因故意杀人既遂的402人中，只有14人被宣告死刑，1990年因杀人既遂被定罪判刑的共有462人，宣判死刑的只有19人；因抢劫故意杀人被判刑的有64人，宣告死刑的只有24人，因掳人勒索被判刑的为144人，宣告死刑的只有6人。台湾学者认为，法官在判处死刑时都会有心理压力的，都会经过一番审酌，直到找不出其活的理由才判他死刑。⑤但在我国大陆地区，某年某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宣告死刑的比例则为48.99%。①显然，我们的刑事法官的观念急需更新，摒弃重刑观念和死刑万能思想，增加宽容心是观念更新的重要内容。而真正树立起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切实坚持“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则是减少死刑宣告的思想基础和政策保证。
其次，刑事法官需要坚持死刑适用原则，努力限制死刑宣告。死刑司法官员在死刑运作过程中必须真正做到谦抑性、公正性和合目的性，死刑只有在罪刑均衡、体现公正和合乎目的的情况下才可作为最后的手段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使用。而从我国的死刑适用情况看，80年代初，死刑适用掌握较严，适用数量较少，死刑的最后手段性体现的较好；其后，死刑的适用即随着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恶性犯罪的上升而数量增多，有的审判机关甚至把宣告死刑的多少作为“严打”中严惩犯罪的一个标准，似乎判的比以前少，就没有贯彻严打方针，从而导致死刑宣告越来越多。②甚至有些一审法院在“严打”时只严不宽，担心被扣上严打不力的帽子，违心地宣告了一些死刑。如某省某地区中院，在某年“严打”时宣告的死刑在二审时被改判、发还重审率高达43%。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透露，正是由于担心地委一些领导同志说其打击不力，才把可杀不可杀的判处死刑。他们认为，反正有二审把关呢，一审多宣告几个死刑也无关紧要，将来二审改判了，还不会被他人指责说打击不力。应当说，现在死刑宣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死刑适用的基本原则考虑得少了，重刑惩罪的东西太多了。③而从死刑的适用原则而言，我们认为，只有在罪刑公正、犯罪人犯了极为严重之罪的前提下，坚持目的性原则，不论从一般预防还是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抑或从谦抑性的角度而言，都需要动用死刑的时候，死刑才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使用。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言：“只对极少数非动用死刑这一极刑不可的才动用这种极刑。”①
最后，刑事法官得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努力排除外界干扰。应当承认，外界干扰是困绕死刑司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法院在人、财、物诸多方面又受制于诸多的党政机关，公正执法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现行的死刑司法要真正做到限制死刑，非得创造条件，使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相对独立，少受或不受外界干扰，严格依法而不是依关系、依金钱办事。只有这样，才可能摆脱感情用事的桎梏，进而采取理性司法。应当说，外界包括新闻报道既有其客观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主观失真的可能。法院办案，就要严格依法，而不能受新闻舆论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有的国家就不同。如在美国司法中如果出现了干扰案件正常进行和可能妨害司法公正的因素如新闻界的屡屡曝光等现象时，为了避免、防止审判法官和陪审团受外界因素之干扰从而影响公正司法与裁判，法院就决定不再让新闻媒体随意采访报道，或者移送其他法院审理，或者按某些程序秘密进行，或者隔离陪审团使之不受影响，或者隔离证人、告诫证人不要受媒体影响，或者将案件延期审理，等影响过去后再审理。②这一做法在执法环境不好的我国无疑是值得加以借鉴的。我们在刑事司法尤其是关系到人之生死的死刑司法中应当制定一些专门的审理规范，其中宜规定，“死刑案件在受外界因素干扰可能影响司法公正时，应延期三个月或者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再予审理，直至这些干扰因素消失之时。”这样，或许有可能使我们的死刑司法或多或少地与我国一贯遵循的少杀慎杀思想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相趋一致。
二、死刑司法解释的现状及其展望
关于司法解释和刑事司法的关系问题，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认识大相径庭。刑事古典学派以严格限制司法解释而著称，如贝卡利亚指出，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①与刑事古典学派驳击法官的司法解释的观点有所不同，刑事实证学派则主张可以在允许的条件下对法律作出较为灵活的解释。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司法机构的职责首先是遵循和适用成文法。因为我们一旦承认法官可以修改法律，那么就会失去所有的自由保证，个人的权力就成了无限的了。只有当对法官的能力和独立具有实际的保证时，我们才承认法官在一般法律准则之内并且在一种上级纪律机构管理之下的权力。②在这里，菲利认为应当允许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作出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边沁也主张法官进行司法解释。③英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哈特更是明确地指出：“法律（或宪法）就是法院所说的。”④
在我们看来，法律需要明确性，因为法律的明确性会促使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禁止法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即使是犯罪人也不应受到不应有的惩罚，而法律的安全价值由此就会得到保障。但同时，法律并非死文字，而是具有生命的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立法者一旦颁布了法律，法律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地并越来越远地脱离立法者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并逐渐地失去了立法者赋予它的某些性质，获得了另外一些性质。法律只有在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才保持活力。①因此，为了把刑法条文的规定正确适用于具体的刑事案件，就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较为具体地阐明立法原意，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司法人员正确理解法律精神，从而正确进行刑事司法。死刑司法亦不例外。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自1979年刑法颁行以来，司法解释活动十分频繁并在刑法实施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准立法，以致于法院不是在适用刑法，而是在适用司法解释。②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司法解释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是扩张解释，即对死刑的适用条件进行了比刑事立法之含义较为宽泛的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7 月24日《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大熊猫皮的犯罪分子的通知》规定：“大熊猫是十分珍贵稀少的野生动物，倒卖、走私一张大熊猫皮的，即应视为情节特别严重——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一解释即将死刑适用的条件放得过宽。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一司法解释片面强调了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人的保护，这无疑宣布了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张熊猫皮。人与动物、人与财产，谁重要？应当说，人的价值要高于一切动物，高于财产。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更应当保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在整个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过程中都要贯穿着对人的保护。③
二是任意解释，即对死刑的适用条件进行非严格的任意性解释，从而使死刑适用的标准有所提高。如对盗窃罪，“两高”过去曾经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应依法判处死刑，这一解释显然有悖于刑事立法的精神，系机械地用一定数额作为判处死刑的条件，显与法与理均有距离，不应当执行。①
三是模糊解释，即对刑事立法中所规定的较为原则的死刑条件在解释中也不甚明确，同样不具有较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如“两高”于1992年12月11日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即规定：“绑架妇女、儿童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是指绑架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特别严重的；绑架手段极其残忍、恶劣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家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情节特别严重的；绑架妇女、儿童多人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等等。”②此处的司法解释即与刑事立法的规定一样具有模糊性，同样不好操作。
基于此，我们主张，在死刑条件的司法解释中，应当坚持限制解释，禁止扩张解释；坚持严格解释，排斥任意解释；坚持明确解释，避免模糊解释。正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所言，当法律条文有多种涵义时，法官必须做出与法律条文含义最相符合的解释，即刑法解释必须受特有的刑法目的制约，做出适合法条的严密解释。③
三、死刑核准的现状及其展望
79刑法规定的“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体现了少杀慎杀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思想。但遗憾的是，79刑法尚未正式施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即于1979年11月作出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①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3月18日在《关于对几类现行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若干具体规定的通知》中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80）人大常令第10号通知，在1980年内，从1月1日起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起诉的现行杀人、抢劫、强奸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本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样，79刑法第43条关于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的规定，自始都未被实际执行，各高级人民法院自始即行使着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同时也在实际上使二审程序和死刑核准程序合二为一。
其后，1981年6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第1条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样，最高人民法院仅仅只对反革命罪和贪污罪等行使死刑核准权。后来，为了将这一限时特别法的规定延续下去，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根据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3年9月7日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案件外，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分别发出通知，决定依法授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行使云南省和广东省的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1996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通知，依法授权广西、四川、甘肃三省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对各自的毒品犯罪的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与此相适应，现行刑法第48条也明确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说明，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讲，我国的死刑核准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掌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刑法修订施行之前的199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其中规定：“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除本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外，各地对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判处死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二审或复核同意后，仍应报本院核准。对刑法分则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毒品犯罪除外）、第七章、第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本院判决的和涉外的除外）的核准权，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但涉港台死刑案件在一审宣判前仍须报本院内核。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已获得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外，其他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二审或复核同意后，仍应报本院核准。”这样，现行刑法中“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规定即被司法解释一脚踢开，各高级法院仍然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死刑核准的法典规定形同虚设。①基于此，我们强烈建议，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
四、死刑执行方式的现状及其展望
一个人因为犯罪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这是他罪有应得的结果。但谁有权决定死刑执行的方式，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1996年3月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作出的这一新规定，不仅标志着我国死刑文明程度的提高，也表明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越来越在法律中得到体现。依据这一规定，注射和枪决都是我国死刑执行的法定方式，枪决不再是当然优先选择的行刑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同时还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一规定表明，只有在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两种死刑执行之外选择其他方法的，才应当事先得到批准。在司法实践中不少人主张，死刑犯可以提出选择注射执行的申请，但最终是以枪决还是注射的方式执行，应由执行机关来决定。②我们认为，由执行机关来根据被处决者的申请最终决定执行死刑方式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一个人选择死的方式的权利转移到了执行机关。
从现有的法律和相关规定看，没有死刑执行方式由执行机关决定的规定。按照国家机关行为必须具备法律依据的道理，前述做法，至少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鉴于此，我们主张，既然刑事诉讼法在死刑执行方式上的这一新规定体现文明、进步和尊重人权的精神，在执行方式的选择上，执行机关就应当遵守法律精神，不能剥夺死刑犯选择执行方式的权利。在生与死面前，死刑犯因其本身的严重犯罪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但他却应当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面临处死的时候，死刑犯应当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方式范围中选择死的方式。在两种死刑执行方式都已存在的地区，应当由被处决者本人来决定。如果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提出了注射执行死刑的申请，只要不存在法律禁止或者执行技术本身不允许的情形，就应当依据申请执行。①
可以相信，随着司法的进化和文明，注射执行死刑的方式必将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但愿它能给我国法律文明的进步和保障罪犯合法权益带来佳音，而不是给某些机关增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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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男，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的死刑问题等。

①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6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76.
① 如某地一公安局长作恶多端，奸人之妻，被其所奸的一名妇女不甘受辱，与丈夫合谋，将该局长杀死，并予以肢解。案发后，一审法院以“肢解杀人”为由，判处二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当地70余名人大代表联名要求司法机关改判二被告人的死刑判决，并认为死者纯系咎由自取，即使该市的市委书记也认为不应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此案即系由于法官僵硬地死扣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的内容而不去考虑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教条判案的结果。
② “非人格化”认为，法官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具有充分的意志自由，能够公正地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法官形象，古典主义的法官即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人格化”则认为，法官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因而法官也必然带有鲜明的个人的人格特征，从而必然使法官现实化，实证主义的法官即具有“人格化”的特征；“理性说”认为，司法是人的理性的表现，人的理性决定着司法；“非理性说”则认为，司法由非理性所决定，甚至认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的因素所决定。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511页。
③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0.
④ 周振想.刑罚适用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14.
① 江华司法文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307—308.
② 所谓“七八九计划”，即是指到1997年底，法院干部大专文化层的占全员的70%，审判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的占80%，法院领导大专以上文化的达到90%。
③ 人民法院报.1994年5月26日，第1版。
④ 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J]，载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28.
① 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J]，载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40—241.
②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82.
① 而这种认识和做法又导致司法实践中杀人太多，如江西黄涛黑社会性质一案，一审法院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就达12人，一案而杀十数人，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再如某一省会城市在1999年冬季严打中，仅在1月13、14、15三日内即在全市范围内执行死刑31人。而我国有30多个省会城市和500多座省辖市，如果照这一数字推算的话，仅仅一年的元旦前后，我国要杀多少人？显然，这一数字是相当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