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少亭重婚问题的批复

1957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57〕院办字第139号报告收悉。关于黄少亭重婚问题，可参照前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1953年12月22日法制办字第811号“关于在婚姻法公布后的重婚、纳妾如何处理的问题”的解答精神处理。该解答称：“……在婚姻法公布施行后的重婚、纳妾行为……，应认定都是一种违反婚姻法的行为，但这是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如发生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之前，由于群众尚未受到系统的教育，各级人民法院在对待这类问题上，一般应以不告不理为原则，如果当事人不申请离婚而为其他人检举揭发，一般仍应以批评教育方式解决。至于有虐待、遗弃等行为者，则应给以适当的处理”。黄少亭于1950年与盛玉琴重婚，此事发生于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之前，盛玉琴又未控告他重婚，对重婚不必给以处分。至于离婚部分，如盛玉琴确系自愿撤销离婚请求，也可准许。


沉默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平衡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其基本涵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而审判人员不能从被告人的沉默中推断出于其不利的结论。沉默权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沉默权作为一种制衡政府权力的手段，它同警察为查清罪案而必须行使的调查讯问权是直接冲突的。衡量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的好坏，就是要看它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两个方面能否做到合理的平衡。

沉默权目前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接受，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确立和推行的国际准则也将沉默权作为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沉默权充分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意思决定的自由与意思表现的自由，体现了刑事诉讼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因此，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是司法制度逐渐从蛮横、专制转向文明、公正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二战以后，人权保障问题逐渐走向国际化，刑事沉默权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1998年10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此外，1985年11月25日我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即《北京规则》，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一：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双重目标下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一）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1996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

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 “疑罪从无”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理论界一般认为，在无罪推定、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与沉默权三者之间，无罪推定是较为原则性的要求，而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和沉默权则使无罪推定实现了具体化，二者缺一不可。我国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无罪推定原则不完整。
（二）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曾经把口供奉为“证据之王”、“证据皇后”；中国封建时代，则实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的制度。总之，认为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极端。英国在17世纪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其初衷就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让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由此而引起子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我国的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规则，也就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防止刑事侦查中的刑讯逼供。此点也与沉默权的运行机理有相似之处，沉默权制度也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控诉机关则必须搜集其他各种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
（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义务。
刑事诉讼追求的是多重目标，自身充满着多元价值的冲突与取舍，对其中不同价值的偏重必然会带来不同的逻辑和演绎。在普遍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刑事法律同时也不忽视打击犯罪、惩罚罪犯的功能，特别是在当前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刑事犯罪时有发生、警力不足、刑侦技术落后的形势下打击犯罪的目标追求似有所偏重。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与沉默权相背离的，且是有缺陷的。第一，如何掌握与本案是否有关的界限?警察既然要向犯罪嫌疑人提问，自然就认为所提问题与本案有关；而犯罪嫌疑人又以“与本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在这种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究竟应由谁来裁决该问题到底是否与本案有关?实际上这是一个扯不清的官司。第二，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不但从理论上说不通，在司法实践中更难以办到。面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侦讯，犯罪嫌疑人瞪着眼睛说假话，乃司空见惯之事，真正能够如实回答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至于在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回答，则更为罕见，且经常发生反供的现象。既然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不如实回答，这就使法律的规定形同虚设，并且使神圣的法律失去了严肃性，也对打击犯罪的功能打上了折扣。第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义务，其潜在的危险是极容易诱发刑讯逼供。某些侦讯人员会认为：法律规定“应当如实回答”，而犯罪嫌疑人却信口胡说，既然你不履行法定的义务，就应当受到某种惩罚。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刑讯逼供就成了“理直气壮”的义举。这便是直接诱发刑讯逼供行为的导火线，也成为某些人为刑讯者开脱罪责的一项“理由”。

二：打击犯罪与沉默权的价值平衡点：承认默示沉默权、鼓励坦白供述、肯定供述的强证据效力。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有罪供述的自愿性，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
从以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分析可看出，我国已经确立了沉默权运行的基础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证据制度也符合沉默权运行机制，为更好的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应确立默示沉默权，取消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沉默权有“默示沉默权”与“明示沉默权”之分。所谓“默示沉默权”，是指法律并未使用“你有权保持沉默”之类的字样，但默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提问的权利，通常的立法用语是“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即属默示沉默权；而“明示沉默权”，则是指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执法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之前，必须明确告知他有保持沉默而不必回答提问的权利。
沉默权的积极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沉默权有利于司法程序结构上的控辩平等。司法程序结构理论认为，控诉方凭借国家资源优势另形成控诉强于辩护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为纠正这种不平等，需要设置无罪推定、沉默权和举证责任由控诉方面承担的一系列权利义务，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是直接加大了控诉的难度，无罪推定和沉默权则直接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这样的制度设置体现了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沉默权是手段之一；其二，沉默权是实现无罪推定和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个重要措施。否则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则大打折扣；沉默权较显明地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其四，沉默权与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一致的；其五，沉默权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国际接轨。

承认沉默权制度，但同时应推行鼓励坦白供述的机制，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应当在实体上肯定其积极价值。人们把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对立起来，实质上是混淆了实体和程序两个问题。从实体上讲对真正的罪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符合刑法规定的量刑考虑酌定情节的精神。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该从宽的坚决从宽，该从严的依法从严，真正使该政策落到实处，可以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有力打击犯罪；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况且对于无辜的人，鼓励其积极的防御进行辩解比保持沉默更有利于查清事实，防止被错判。

在沉默权制度下所获取的供述，因充分尊重了供述人的意思自愿，保障了程序的正义，其供述应具有更强的证据效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主要是获取其他证据的一个便捷途径，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其证据效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没有采用沉默权制度，没有充分保障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正义可以实现实体正义，也使得实体结果具有合理性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如诉辩交易中的被告人的认罪，即使在证据不很充分的情况下也可定罪处罚，这就把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效力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在承认沉默权的基础上，鼓励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供述，肯定其供述的强证据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打击犯罪。

当然，对某些特殊的犯罪，可以以列举的方式排除沉默权的适用，必须给侦查机关必要的权力和手段，使之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历来强调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国家，对沉默权制度也进行重大的调整，限制在五种情况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警察对其讯问时保持沉默，法官或陪审团即可据此得出适当的对其不利的推论。美国司法界对待沉默权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这种沉默权适用的限制，加强了犯罪的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