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的类型及构成要件

王春胜


　　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这是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独项规定，由于这一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因而，有关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对国内司法实践的指导尤为重要。
　　一、不当得利的类型
　　不当得利以受益人是否知情为标准可分为善意不当得利和恶意不当得利，受益人取得利益时不知其受益无合法根据是善意不当得利，反之，则为恶意不当得利。因此，我国民法既有理论认为：不当得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只要存在不当得利这一事实，不论当事人意志如何，均应产生不当得利之债。
　　二、不当得利构成要件
　　法学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从理论上阐释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通说认为：无法律上原因，取得利益，致他人损失为构成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没有对受益人的主观意志方面进行界定。受益人获得利益时不知其受益无合法根据能够成立不当得利，这在我国则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张。多数学者持肯定说：受益人获利时是否明知无合法根据，对不当得利的成立没有法律意义，这只是确定财产的返还范围时应考虑的因素。而否定说认为，在不当得利中，“从主观方面来看，当事人取得的不应当取得的利益时的主观状况应是善意的，”并且认为“只有基于善意的主观状况所取得的不应当取得的财产才能具有不当性，而不是非法性。”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究，而且又因此观点未能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在诸多方面与肯定说藕断丝连，难免自相矛盾，由此对我国民法原有理论的影响效果不甚明显，更未触动民事立法。
　　在我国，将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处理，这不符合设立不当得利的目的。不容置疑，不当得利是社会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一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民法设立的这一制度的主旨，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以惩罚受益人的不当得利行为为归宿或出发点，不当得利的功能并不在于填补损失，而是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在受益人知情即恶意不当得利中所规定的受益人之返还责任，显然不仅仅为抑制受益人取得不应得到的利益的不合理现象，还表露了受益人得利行为的思想。因此，在不当得利中，恶意取得者“不论有偿取得还是无偿还取得，应予以返还，并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
　　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是违法行为，不是不当行为。依照通说，受益人知情只表明主观上是恶意，但其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因而应受到道德谴责，而不应受法律制裁。并且，不当得利的发生往往是由受损失人和第三人的过失造成，甚至有的则因自然事件引起，而受益人既没有阻止受损失人和第三人避免过错的义务，也没有遏制自然事件发生的能力。因此，把受益人知情认定为违法行为，是不公平的。一行为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固然是违法行为，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遵循时，就应该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衡量其行为是否合法，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民事法律的立法意旨，并充分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功能。
　　三、关于不当得利的独立性和无因性
　　不当得利制度源于罗马法，后来被法、德、日等国所继受。在古罗马，把不当得利按受益人是否知情划分为善意不当得利和恶意不当得利，目的是为了使受益人分别不同情况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从而合理有效的保护受损失人的财产权利。罗马法不当得利的分类，与罗马法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有关。
　　物权行为是相对于债权行为而言的。所谓债权行为，就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债权和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以合同居多，他不发生物权的变动。而物权行为则是以物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或消灭为目的法律行为。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各自独立，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又是就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是否受债权行为的影响而言的。如果物权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受债权行为成立与否和债权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则为有因，反之，既为无因。在罗马法中，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只要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即使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不成立和无效，也不影响其效力，因而无论受益人受领不应取得利益是否知情都不影响其取得物之所有权，受损失人丧失所有权，并丧失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四、我国法律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
　　我国涉及不当得利制度的现行规定仅有两个条文(《民法通则》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131条)，但都未提到不当得利有善意和恶意之分，把不当得利划分为善意和恶意是民法学界在引进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承包经营权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转包或者承包的无效，这些足以说明我国法律不采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说，而更注重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真实性。我国既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为了保持民法理论体系内部的协调，应否认恶意不当得利的存在。可能有人认为，只有我们全盘接受德国法系的民法理论，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恶意不当得利就具备了存在的前提。这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我们应认识到，由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已引起了不少弊端，最突出的表现在，依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的成立或效力应就本身加以判断，不因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受影响。买卖契约即使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没有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以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其地位由物之所有人降至为普通债权人，甚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严重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正义原则。笔者认为，恶意不当得利制度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密切相关，前者的存在是肯定后者的必然结果，而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否认，则应使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也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理论通常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因而，不当得利制度无区分善意和恶意之意义。把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不适当地扩大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混淆了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界限，造成法律适用的重叠，增加了法律规范的弹性。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工作者把握行为的性质，更无益于民法的充实与弘扬。所以，为发挥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功能，达到设立不当得利制度的真实目的，协调民法理论之间的矛盾，推动民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立法应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即明确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必须以受益人取得财产和占有该项财产时持续善意为基本前提要件。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仍取得利益是侵权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人民日报转来航空警备营营部、读者虫珍等询问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

1950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人民日报社会服务组：
1949年12月27日转来读者询问函二件已收，兹分别解释如后，请用贵报名义作答。
一、航空警备营营部
你营二连某排长于1946年参加我军后，其妻宗本珍即于次年另与蒋匪军刘某结婚，直到解放后仍继续其同居生活。如来信所举属实，则某排长要求和女方离婚似已具备必要的理由。他可以向所在地的市县司法机关提出离婚之诉，听候调查裁判。如系男女两方自愿，则可不必经过诉讼而直接同往当地区政府请求批准离婚。
二、虫珍同志：
幼年由父母包办代订的婚约，现如一方不愿继续婚约或结婚，可以请求解除婚约，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能笼统地无分别地引用这个原则；例如你那同事的爱人系现役革命军人，现在正为参加全国最后解放之战，不能回家来结婚，这个事实就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你来信所谓已有三年之久双方没有互通音讯，但未指出主客观的原因是什么ⅶ是双方感情不好不愿通讯呢ⅶ还是因为敌人的分割封锁或由于在战争中无暇顾及此呢ⅶ再或由于尚未结婚彼此之间不好意思通讯呢ⅶ我们必须从这些实际问题来认真加以考察，然后有可能弄清问题的真相。而且从你来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着女方向县司法科请求解除婚约的时候，司法科提出了男方的来信（且有部队的证明）；要求等待战争结束后，再来处理和女方的婚姻问题，这就是说男方对婚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态度和要求，司法科根据这个事实所作裁定，我们认为是允当的。如来信所述，男女双
方都是革命工作同志，男的在前方打仗，女的在后方工作，双方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且同样担负着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份责任，因之我们应该在爱护革命利益的前提下，来关心他们的个人幸福。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无数青年男女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前线和后方工作，他（她）们忍受了个人暂时的痛苦和牺牲，为了全国人民幸福的将来。现在，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年就要完成全国胜利，因之你那同事的爱人所提出关于婚姻问题的要求，应该看作是合情合理的；从女的一方理由来看，纵有暂时的“痛苦”，但解决这种“痛苦”也应该是兼顾双方利益的，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你同事对她爱人的这个正当的要求不加以考虑，片面的强调个人利益而和对方解除婚约，无疑的，这同样是一种不平等的行为。为了革命利益也为了男女双方共同的幸福，我们都有责任劝说你的同事再耐心地等一等她那前方的爱人，这种态度，将鼓舞男女双方以忘我的精神来担负前线和后方的工作，完成全国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