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马世利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提出

　　在生产和消费是有一个主体来完成，生产者同时消费自己的产品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独立的消费者权益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是如此，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庄园经济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生产和消费不再合为一体，人们从事生产是为了交换，他们进行消费也必须通过交换关系。这样消费者权益就与生产者权益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权益。在历史上这个现象是伴随着种植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氏族血缘制度瓦解和土地私有化而产生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管在何种经济形势下，要使商品经济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国家都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它进行管理这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而首先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秩序，即按照形式上平等的原则，保护所有参加商品关系的人——生产者、经营者、单纯的所有者，也包括消费者的权益。只是在这种一般管理难以对消费者应有的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社会才出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民法对消费关系的调整，坚持一个原则，即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要使用民法的有关合同一般规则，采用了一种叫做买者当心的原则。民法认为，我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你和商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我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措施，你自己要当心。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适用“买者当心”原则。19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这样一个原则越来越感觉到不合适。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蓬勃兴起，消费者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在交易的时候，表面上他们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消费者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缺乏和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常常采用格式条款，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于许多产品的瑕疵，因为这些瑕疵造成了损害，最后也很难举证，很难寻求保护。加上消费者势单力薄，在受到损害以后，往往很难从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里获得赔偿。正因为这些原因，从19世纪以来，对消费者特别保护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强烈要求立法对消费者给予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从民法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按照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进行考察，社会化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经济垄断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大体能够在形式上平等的“讨价还价”基础上进行的境况下，“买者当心”原则的存在是合理的。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形就达不相同了：个体的资本家或业主在生产、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已让位于资本主义企业，少数垄断组织控制、支配了整个国民经济，劳动者乃至中小业主在与大公司的交易中，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运动的出现和高涨。经过一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广大消费者的坚决斗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有关保护消费者的立法和司法保护得到了迅速发展。

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我国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不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中国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解放后又长期实行“左”的一套，以至经济和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流毒很深，法制建设则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至今在我国还比较缺乏，那种漠视消费者权益的“官工官商”习气却远没有被消灭。这些情况，迫切要求国家在摆正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自觉地重视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以促使经济和社会的健康运行。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迫切要求从行政指挥生产、流通的做法，转向科学化、制度化的国民经济管理。但由于国家在宏观管理和市场行政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有效的措施，就使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弊端时时可能暴露。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变得更为现实、紧迫了。从消费者本身来看，消费者比起生产者和经营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就总体来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不如生产经营者方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二是由于“利益密度不均等”。由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组织起来成本低，获得利益后每个人分得比较多，而消费者作为最广大的社会群体，组织很难，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太高，而能够争取到的利益很少。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消费者在权益受侵害时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原因。在中国，消费者更是弱者。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上未曾有过充分的发展，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导致在民族意识中，历来不存在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那种“权力”观念。人们不知道自己作为消费者和劳务交易的一方，究竟应当享有哪些权益。因此，他们在购物或接受服务时受到经济损失或肉体、精神上的损害，大多只是自认“倒霉”，而不是竭力追究生产、经营者的责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缺乏法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门办法和程序，单个消费者的权益遭受损害时，他们在与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企业打交道时，地位也是十分软弱的。加强小分者权益保护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现实任务。

2、 WTO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意义 WTO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是，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增进消费者利益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宗旨。第二，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地增长，需要在刺激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下工夫。在投资方面，一是启动国家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鼓励民间投资。在拉动消费内需方面，关键是让消费者能够放心大胆地去消费。如果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没有一个诚信、健康、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必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第三，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建立社会法治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市场经济法治的发育程度，有三个指标：一是看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如何；二是看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如何；三是看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如何。如果消费者权利保护不好，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经济的法制状况肯定是不良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受到严重制约。

二、WTO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我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我国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说：市场经济是消费需要拉动型经济。[1]“入世”既是以全球为范围的开放经济。[2]这对消费、消费需要和消费者权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加入WTO更广泛深入地将消费活动和消费关系纳入消费的世界性范畴，使消费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开放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世界性是起点，消费的世界性既是终点又是起点。[3]在WTO这个平台上，竞争法实际上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 我国加入WTO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无论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与原来有了天壤之别。加入WTO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极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主要表现在：

1、 消费者得到了更大的实惠加入WTO刺激了国内经济增长、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如汽车的价格降到接近于国际水平，电信垄断逐渐被打破，一些耐用和日常消费品不再昂贵。消费者还享受到了银行、保险、酒店的更好的服务态度、服务效率和更多、更廉价的服务种类。国内市场准入程度增强，国外优质产品进入市场客观上是消费者在商品质量价格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同时也使市场竞争加剧，在竞争压力下垄断行业开始向消费者让步。WTO还带来了全新的消费观念，提高了消费法律意识。

2、 消费者亦遇到更多的事关自身权益法律保护的问题和挑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和秩序经济。正是由于加入WTO所带来的消费的世界性，从而给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2001年三菱汽车质量瑕疵事件，那些已遭受损害和正在使用存在安全隐患汽车的中国消费者们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目前，在国内市场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比如日益猖獗的假冒伪劣屡打屡禁不止，以至发展到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和网络化的趋势。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整体来考察，他们还远未达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诸如“十项义务”的要求。

三、面对WTO，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消费的开放和消费的保护是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5] 我国有关部门对“消费者”主体范围定得过窄，《消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偏弱；我们应向WTO规则靠拢，使更多消费者得到保护，且保护力度应向国际标准看齐。

1、 加强法律意识我们应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强消费者法律意识的国际化教育，提高其主体素质和自我防范保护能力。要加强消费者对WTO的认识，普及消费知识，提高消费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更广阔层面的法律意识，并在此调制下培养一种有人游刃有余、文明儒雅的消费心态。我们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消费者权益的意识，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意识。在这点上，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包括对消费者享有各项权益的普及。现在有人讲，不要把我们的消费者搞得斤斤计较，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告状，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好处。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权利意识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是对我们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

2、 完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一般法律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一方面是各法律、法规之间相互重叠的内容较多，另一方面《消法》又不能涵盖所有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情况，还依赖于其他单项和相关法律，这不合规范与严谨。面对WTO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科技和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发展，我们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要求相适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我国有必要制订一部符合“基本法律式”要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这样，一方面它有利于面对新形势不断地制定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有关新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它还有一个长期、全局和全面的效应。应特别注意建立方便可行的消费投诉、改革现有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司法救济方式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实行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案件由被告预交诉讼费用赔偿消费者直接涉讼费用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在消费诉讼的执行程序中采取免除担保的先予执行制度和强制保险暂付制度。

3、加大保护力度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对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小。在英美国家赔偿项目范围广，包括人身伤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等。美国有一项法律，对不法奸商可处以最高达1000万美元的罚款，并可判处10年徒刑。国会有关人士解释，这个力度是按“毁灭这类奸商卷土重来的能力”的标准制定的，法理上称作“消除危险性原则”。我国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死亡赔偿金、残废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从而第一次将《消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中关于残疾和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列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中，这是一大进步。消费者精神损害赔偿，从法理上看，这种赔偿具有惩罚和补偿的双重功能，因而有必要加强对经营者的惩罚作用和对消费者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抚慰作用。但依该“解释”第八条，是否给与精神损害赔偿以“造成严重后果”为限。也就是在超市中剁手指能赔了，但遭搜身就会“不予支持”，这在赔偿范围上过于保守。另外，我国在算定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上，有必要实行赔偿额限制原则为主、以区分不同损害原则和法官酌定原则为辅的基本方法.[6]目前，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效力的开放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7]

4、扩大主体范围消费者既包括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的人，也包括有偿接受服务的人，我们切勿忽视服务领域的消费者或缩小其范围，特别是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空前壮大，第三产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居首要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将服务贸易列为“第三产业”，共分二十四个门类，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提供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共有十一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在我国，很多项目还没有被列为服务之中，这导致目前实践中出现的旅游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中的纠纷处理起来比较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居民。此处的居民是指自然人或个体社会成员，以区别于政府或其他组织体。应该说这一定义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日本学者竹内昭夫认为，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利用他人供给的物资和劳务的人，是供给者的对称。[8]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消费者是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9]泰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买主和从生产经营者那里接受服务的人，包括为了购进商品和享受服务而接受生产经营者的提议和说明的人。”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消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标准订的太低，另一方面，又存在随意缩小其保护范围的现象，这些做法在我们加入WTO后尤其显得不合时宜。加入WTO后，不仅消费者权益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如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法律、医疗、交通、娱乐、旅游、购房装饰等领域的消费群体会逐步壮大。《消法》是保护弱者的法律，它的很多原则如严格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等都是从这点出发的。考虑到这一立法背景，我们对“消费者”概念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那样会导致很多真正的消费者被排除在“消法”的保护范围之外，使其弱上加弱。我们必须从中国消费者的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契合、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同时对现有法律中确认和纵容垄断性企业不当利益的恶法条款，应进行一次彻底地清理。


参考文献：
[1]尹世杰.我国当前夸大消费需求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J].宁夏党校学报，1999，（5）：11-15.
[2]马伯钧.开放经济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24.
[3]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63.
[4]王晓珉.中外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比较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1）：28.
[5]马伯钧.开放经济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44.
[6]邓瑞平.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研究[J].现代法学，1999，（3）：122-126.
[7]李湘宁，车丽华.道路交通事故法规对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103.
[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461。
[9] 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ISO／COPOLCO)1978年5月在其第一届年会上对消费者所作的解释。

浅议教育平等权

寿施军


内容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发展问题，其中很关键的就是受教育权。在宪法保障之下，受教育既是权力也是义务。而论及权利，则必定产生个体之间是否平等地享有权利的问题，否则就是人格尊严上的问题了。基于受教育权和平等权这两个权力，就得出了教育平等权。它关系到一个公民最起码的人权和公民权。“再穷不能穷教育”，是否拥有教育平等权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以至于围绕教育平等权问题的争议和诉讼不断。教育平等权的涵义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我们如何更好地来维护教育平等权的履行？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字：教育平等权 平等 机会均等

⒈教育平等权及其内容

教育平等权即受教育的平等权，有着人权和公民权的双重属性。作为人权，它的价值依据是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规范依据是国际人权法；作为公民权利，它的依据是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①

作为宪法直接规定的权利，教育平等权的意义可想而知。与古典宪法的自由理念产生自由法治观不同，现代宪法是自由和平等理念之混合体，它产生了社会法治观。这种观念之下的政府积极地为公民提供了教育的福利，从而相应地使受教育也成为一种义务。所以在宪法保障之下，受教育既是权力也是义务。受教育既然是一种权利，那么必然涉及平等问题，两者结合就是教育平等权。受教育是义务，这直接源于现代宪法的规定，然而这种义务只是在某一阶段内成立。同古典宪法所保障的那样，现代宪法中的受教育主要还是一种权利。正如，宪法保障了作为教育平等权主体的公民既享有积极的权利，又享有消极的权利。所谓积极的权利就是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作为，为公民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和制度保障，而不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这里之所以强调“必要”两字，是因为国家只有初等教育阶段才能够确保较高程度的物质保障。当然，从制度上保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因为国家是产生法律的机器，法律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而所谓消极的权利就是指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及其国家授权的主体承担不作为的义务。比如不能无故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换个角度讲，就是说该学生享有跟其他同学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有关教育平等权，国际上有过一些意义非凡的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及平等观念。1946年国际教育局第9届大会上，介入议程的就有“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这是最早的世界性的教育平等权规定。②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确立了人人平等原则并将教育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之后。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反对教育歧视建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使教育平等权更明确地成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

在我国，教育方面的法律也有不少。比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的配套实施细则为教育平等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教育平等权有丰富的内容，而作为一项可诉的权利，其审查标准是是否构成歧视。教育平等权包括教育内容的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享受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的平等。其中，教育内容平等权指公民有权接受相同内容的教育，不得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教育内容的平等是相对的，但是义务教育或者初级教育阶段是必须平等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下文会谈到。机会均等，顾名思义，是指享有教育平等权的个人都应享有各自应当享有的均等的机会，而不被不合理地分类并据此受到歧视性的对待。按照当前情形，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项权利：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外来民与当地人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不同身份的人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具体相关现状有待下文分解。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无疑是从师资等软件方面和教学设施等硬件方面来定义的。它要求做到地区间、城乡间、学校间教育资源的平衡配置。

⒉存在问题及思考

（1）在教育内容平等权方面。有学者说，我国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分类，构成对职业中学的学生的歧视，没有为他们提供与普通中学学生相同内容的教育。而且在高中阶段过早的文理分班和差别教育，特别是将学生分为“参加高考”与“不参加高考”两类分而教之的方法构成对不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歧视。

本人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是否构成歧视，应该看是否有正当目的，是否符合实质性的公共利益，而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产生负面效应，毕竟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对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区分，其正当目的是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学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区别对待；其目的不是让成绩差的学生更差，而是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培养职业能力。否则，一味地让他们跟着学习更深的理论知识，效果反而不好。从公共利益来讲，普通中学继续提供给学生深造的机会，而职业中学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实践性的人才，这也比较合理。至于文理过早分班的问题，文理分班本身也有它的合理性，每个人的感兴趣领域和发展思路毕竟不同。但问题在于“过早”两字，扎实而全面的基础知识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这方面恐怕跟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有关，不好定夺。再说是否参加高考作为区别教育的标准，则有悖于正当目的，也不为公众心中的公共利益所容，的确构成歧视。

（2）在教育机会平等权方面。教育机会平等权在某些方面是跟教育内容平等权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教学内容不同，意味着不同学生接受同样教育的机会不同。但这个“不同”不是不平等，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机会不平等。而相对于形式上的机会不平等，就是实质上的机会不平等。无特殊合理的原因，高考加分或者分数优惠的做法构成了对其他人的歧视。例如博士生的子女高考加分，政府官员的子女高考得到隐性的优惠。有学者说，高考各地分数应当统一，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国实行分数歧视制度：不同地区的考生的分数线的档次不同，同样可以进清华北大的，北京考生的成绩与外地考生的分数相差悬殊。同样的，本地的大学对本地招生的数量比较高、要求比较低。而现在的规定构成双重歧视：在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上的歧视和违反机会均等的歧视。从而引发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高考移民问题：小地方的学生凭借着家长的地位和金钱，纷纷到大城市去参加高考。

但不能排除例外。分数面前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应当是相对的，即实质上的平等。所谓实质上的平等原理，主要指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依据各个人的不同属性采取分别不同的方式，对作为各个人的人格发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保障。③只要对弱者有利，对所有人有利即可。例如，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就是合理的，因为少数民族考生存在许多不利条件（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等等），如果不给他们事实平等的机会，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向其他较发达地方的同学，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这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不利。因此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事实平等或者实质上的平等，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度的优惠是合理的。

除了高考问题之外，还有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身份影响升学入学问题和男女平等受教育的问题。 虽然新的义务教育法注意了这些问题，但是有些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民工子女入学要受到户籍问题的困扰，要上学还得交赞助费之类的费用，以至于不少民工子女只好上那些所谓的民工学校。殊不知，民工学校的设立，本身就有歧视的性质在里头。 学生的身份及家庭背景，还在影响着客观条件不够好的求学者。“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④当我们填写高考升学的有关表格时，我们依稀看到家庭出身这一栏。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在更多的问题在于权钱或者地位，有权势有金钱的人他的子女较容易上好的学校，没有这方面优势的学生即使成绩优秀他的求学之路也会很艰难。好在现在社会更多地看到这个问题，国家助学贷款诞生了，央视的圆梦行动也开启了。 男女平等问题历来存在，在受教育权方面也是。中国古代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错误的偏激的观点，认为学习四书五经还不如在家学女红。在女权运动广泛开展的现代，在女人是半边天的今天，女学生还是遇到了受教育方面的困难。2005年北京大学小语种招生时，女生的分数线比男生高了不少，理由是过去女生比例实在是太高。这显然违背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因为原本男生比例低并不能说明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无论男生女生都是经过同样的选拔方式和程序进入北大的，男生少只能说明其条件不够而已。除非某些专业有性别上的要求。

（3）在平等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城乡之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山区和平原地区、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教育设施方面有不少差距，就连同一个地方甚至于同一个学校的教育设施乃至整个教育资源都有差距。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实验学校、实验班级等称号在中国早就取得了普遍的认可，家长愿意出更多的钱让自己的子女上这样的学校，国家也愿意拨更多的款到诸如此类的学校。那么，这种被公认的现象到底合理吗？本人认为，如果在“不涉及权钱关系、硬件条件不搞特殊化”这个形式平等条件下，而完全凭借学生个人能力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区分“重点”，那么将达成实质平等。这样既有正当目的，又满足公共利益，因此不会构成歧视。

为实现教育资源平衡配置，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2004年徐州市通过了5项措施推进“无差别教育”,而广东省则推行“均衡投入政策”。广东省政府还下发《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实施意见（2004 ?2010年）》，规定政府对所有学校均衡投入，到2007年，现行的“省市区一级”这样的学校等级标准将被“规范化学校”所取代。⑤

3、借鉴经验 解决问题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4条规定缔约国承担拟定、发展和事实一种国家政策，以促进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发达国家公立中小学基本上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美国公立中小学不仅免学费，也免杂费、教材费。低收入家庭儿童还享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和儿童营养计划提供的免费早餐和午餐。当然，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些，只是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同，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革。另外，韩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教育贫困化政策”，撤销名门学校，实行初中升学面试，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其薪水全国统一。日本在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方面三管齐下：拨款一视同仁，教师定期流动，校长定期流动。⑥韩国和日本的情况，我们国家相对更好借鉴一些。全国或者一定地区范围内（比如华东地区、华北地区等一些内部地区消费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地区），统一教师薪水不是没有可行性。类似的，上文提到的广东省就是花大力气在均衡教育资源上。

综合上文观点，结论如下：首先，要靠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通过立法和行政来保障，取消一些歧视性的政策，同时应该对照国际法文件，坚决按照根本大法宪法的要求办事；其次，国家要重视教育问题，增加教育投资比例，并且按实质平等的原则分配教育资源，尤其重视偏远落后地区的教育问题，还要妥善处理好教师的薪水水平。只有这样，教育平等权的问题才可能得到逐步的解决。

①②⑤⑥周永坤：《教育平等权问题及解决之道》，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总第45期。
③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④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