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放】

被告人章建尧与被害人王某（女，殁年24岁）曾谈过恋爱，后二人因故分手。2011年1月至3月间，王某因其前男友涉嫌经济犯罪等原因陆续将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为非法占有王某委托保管的全部钱款，2011年4月21日15时30分许，章建尧向朋友借用一辆别克商务轿车，并准备了麻袋等作案工具，开车将王某带至浙江省绍兴市夏履镇吃饭，后于当日18时许将王某带至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华峰村上山岭水库堤坝处，在车内猛扼王某的颈部，致王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章建尧劫取王某现金3000元左右、玉手镯一只及手机一部，并将王某的拎包、皮夹和会员卡等物丢入水库内。随后，章建尧将王某的尸体装入麻袋，在萧山区义桥镇将尸体抛入浦阳江内。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章建尧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章建尧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6月28日核准被告人章建尧死刑。

【各方观点】

对于抢劫罪而言，抢劫数额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抢劫数额巨大还是法定刑升格的法定情形之一。实践中，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是对抢劫罪正确裁量刑罚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些并非当场取得财物的抢劫犯罪，如何认定抢劫数额，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争议，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往往以财物并非当场取得为由进行辩护。为了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不能仅仅将行为人当场劫得的财物计入犯罪数额，同时要认真分析行为人的暴力、胁迫行为与夺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存在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相关的财物计入抢劫数额。本案就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认定抢劫数额的一个典型案例。

公诉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章建尧为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抢劫前私自使用和抢劫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钱款均应计入抢劫数额。

被告方：被告人章建尧对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系当日与被害人言语不和而临时起意杀人，并非为了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而杀死被害人。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章建尧案发前使用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以及案发后取出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不应计入抢劫数额。

一、二审法院：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取被害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用于购买汽车、归还个人债务等，根据其家人证明的家庭收入情况，章建尧根本无力偿还上述钱款；章建尧杀死被害人后又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款转入自己的其他银行卡中，其行为明显具有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的主观故意，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计入抢劫数额。

【法官点评】

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时应基于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

1．抢劫数额的认定应当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常常强调抢劫罪具备两个“当场”的条件，即当场实施暴力、胁迫和当场取得财物，因此一般认为抢劫罪的犯罪数额是指行为人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的财物。对于典型的当场劫财型犯罪，上述观点并无不当。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基于概括的抢劫犯意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后，发现被害人的钱包中有500元钱，同时还发现一张银行卡，该银行卡背面写有取款的密码，行为人随后从该银行卡中取出1万元现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上述情形下，显然不能仅将行为人现场劫取的500元现金计入抢劫数额，而是应当一并将行为人从被害人银行卡中取出的现金计入抢劫数额。

抢劫罪中的劫取财物行为，意味着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进而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财物，因此，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肯定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行为人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的财物认定为抢劫数额，因此抢劫罪的犯罪数额并不限于“当场”取得的财物。有观点指出，对于抢劫罪的认定，取得财物不必具有当场性。退一步讲，即使将“当场”作为强取财物的要件，对于“当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窄。如果对抢劫罪中的“当场”作广义的解释，那么最终的立足点仍然是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夺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不要求具有时间、场所上的连接性。当然，如果行为人获取的财物和抢劫行为无关，对于该部分财物的获取不应当构成抢劫罪。此外，抢劫罪是状态犯，行为人抢劫既遂之后的处分赃物行为，只要没有侵害其他法益，就应当被视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实践中，对于抢劫杀人情形，由于抢劫财物的时候被害人已经死亡，因此如何看待对财物的占有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行为人所劫取的财物是对继承人或者死者占有的侵害。不过一般认为，在上述情形下，由于杀害被害人本身就侵害了被害人的占有，且杀人行为是侵害死者生前占有的财产的实行行为，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在被害人死后才完全取得财产的占有，也应当视为对活着的被害人的占有的侵害。对财物的占有作此理解，实际上也是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的必然结论。

此外，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劫取被害人车辆后使用或者毁弃的情形，上述情形下被害人车辆的价值是否应当计入抢劫数额，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行为人意图抢劫车辆后贩卖或者使用，即使行为人随后因无法销赃而丢弃或者销毁车辆，也应当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只是驾驶被害人车辆逃离现场，随即丢弃该车辆，则不能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

2．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来判断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实践中为了准确判断行为人的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准确认定抢劫数额，应当认真审查行为人的抢劫犯意以及具体的实行行为，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确定行为人是否在抢劫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具体行为，并获取了相应的财物。

对于行为人主观犯意的认定，不仅要认真审查其认罪供述和辩解，而且要结合其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加以分析。如果行为人以概括的抢劫犯意实施抢劫行为，那么其所劫取的所有财物都应当被计入抢劫数额，同时，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行为人可能会对自己获取财物的行为作出辩解，仅承认杀人的故意而否认有抢劫的故意，此时就需要结合行为人在犯罪前后的具体行为来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抢劫的故意，进而对犯罪性质作出准确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获取并处理被害人财物的情况既是判断犯罪性质的客观前提，也是在被告人构成抢劫罪时认定抢劫犯罪数额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被告人章建尧此前与被害人王某谈过恋爱，关系很好，王某将自己的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经查，章建尧并不具备归还该笔钱款的实际能力。随后，章建尧准备了作案工具麻袋，并在自己有车的情况下向他人借用车辆，约上王某外出吃饭，后将王某带至比较偏僻的一个水库堤坝处，在车内采用扼颈手段杀死王某，并用事先准备的麻袋装上王某的尸体抛入江中。章建尧杀死王某后，又分别从王某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

从被告人章建尧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来看，章建尧的行为并非单纯的故意杀人，而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劫财行为。虽然章建尧所非法占有的财产是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案发前一直处于其实际保管之下，但这并不影响抢劫罪的认定。实际上，章建尧正是通过杀死被害人的手段取得对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的非法占有。章建尧归案后亦供认其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而杀死被害人，尽管其此后又辩解自己是临时起意杀人，并非预谋劫财杀人，但其客观的犯罪行为包括预谋犯罪、准备犯罪工具、逃避侦查及事后从银行卡中取款等，能够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其认罪供述所反映的主观犯意是真实的，因此应对章建尧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就抢劫数额而言，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保管的大笔钱款，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而经预谋杀死被害人，后又从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这些行为都足以表明章建尧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章建尧保管的全部钱款计入抢劫数额，章建尧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抢劫数额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书刊检查整顿工作的紧急通知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中国青少年出版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

　　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陆续发出了《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关于在全国出版社整顿协作出版、代印代发的通知》等几个文件。文件指出：目前，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书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淫秽色情出版物充斥图书市场，非法出版活动依然猖獗，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妨碍社会安定。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认真检查、整顿书刊内容及其市场。根据这一精神，共青团中央决定，各主管团委和出版、发行部门，要结合共青团系统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把检查整顿书刊作为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加以落实，组织力量做好这项工作。

　　一、严肃认真地查处内容有严重问题的书刊。内容有严重问题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况：

　　1．政治上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

　　2．有淫秽、色情、暴力、凶杀内容的；

　　3．虽然构不成淫秽、色情内容，但格调低下，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4．宣扬愚昧迷信，宣传看相、算命、看风水的；

　　5．其它内容有严重问题的。

　　所查处的各类出版物包括声相制品、封面、插图、广告宣传品等。

　　凡有上述内容的书刊、声相出版物一经发现立即停印、停出、停发，就地封存，并尽快将情况报至主管部门和国家有关单位，听候处理。

　　二、严肃认真地整顿协作出版、代印代发。

　　这次整顿协作出版、代印代发，在指导思想上一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精神，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主要检查、整顿从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下达以来的违纪活动。对于1989年2月《补充规定》下达以来的违纪活动要作为重点加以检查，从严处理。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通知规定，这次整顿的内容、处理的原则和权限是：

　　1．凡违反协作出版、代印代发规定的图书(包括违反协作出版图书范围、协作出版对象、未经过终审终校以及书号出刊等问题)，协作双方利润一律没收，上交当地财政部门。

　　2．对既违反协作出版、代印代发，内容方面又有问题的图书、对出版社除按有关法律、行政规定进行处理和没收利润以外，还要加处罚款。此类违纪图书在1989年2月以后出版的，要从重处罚，罚款数额要在所得利润的五倍以上。

　　3．与出版社协作的对方违背合同更改内容或增加印数的，除没收利润外，加处利润五倍以上的罚款。

　　4．经查证落实确属卖书号或变相卖书号行为的，除没收卖书号所得利润和从重罚款外，对出版社还要给以停止整顿或撤销登记的处分。隐瞒不报，如经发现要加重处罚。对违反协作出版，代印代发规定，一犯再犯，问题严重的出版社，要给予停业整顿和撤销登记的处分；同时，还要追究出版社领导者个人的责任，直至撤销职务；违反法律的，应追究法律责任，对有关责任者个人，也要予以处分。

　　5．对违反协作出版、代印代发规定的处理权限：对地方出版社的处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报新闻出版署备案；对中央级出版社的处理，由新闻出版署会同北京新闻出版局、出版社主管部门进行查处，处理决定由新闻出版署作出。

　　6．各出版社接到本通知后，应认真发动群众，严格检查，进行整顿。对认真检查问题者，处分时可以适当从宽，对隐瞒问题不报告者，要从严处分。对知情者举报的情况，应认真核实，严肃处理，对举报者应给以奖励。

　　这次整顿工作要求在9月10日前结束。出版社的整顿工作没有结束前，不得开展新的协作出版、代印代发项目。

　　整顿工作结束后，出版社要写出专题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核。报告包括：整顿工作中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处理情况，改进工作的措施。

　　团中央要求各级团委负责同志，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协助党政部门整顿文化市场，查处反动的、黄色的出版物和音相制品；切实加强对自己所属出版、报刊、印刷、发行单位的领导，针对这次检查、整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提出可行的改进措施，切实加强管理。共青团的出版、报刊、印刷、发行事业，根本宗旨是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绝不允许出版发行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书刊、音相制品，这要作为一条政治纪律。各出版、报刊、发行单位，要结合近几年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好工作，继续为青少年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把共青团的文化、出版、新闻事业办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