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正当性解读

周成泓 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其学界存有争议，争论焦点有二，即程序公正和解纷效率。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关键词：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二重获得合意；正当性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近年来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广泛采用的一种商事纠纷解决方式，1997年国外关于ADR实践的一个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制度，其狭义是指当事人为了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由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狭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称“在仲裁中调解”，其英文原文为Arb-Med。在这种程序中，由同一人士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如果是机构仲裁，则管理仲裁程序的机构和管理调解程序的机构是同一个机构[2]。本文采狭义说。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仲裁理论和实务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解决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出发，论证了这一纠纷解决制度的正当性。
一、关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争论
（一）赞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观点
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财富论。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调解的尝试早期失败，或者调解人对争议的了解与其说是可能和解的不利条件，不如说是一种财富，调解员调解不成充任仲裁员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和加快争议的最终解决[3]。第二，效益论。此说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会产生良好效益，而单纯的仲裁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4]。第三，职责论。根据这种观点，仲裁员调解案件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仲裁员调解案件并不会造成其职责和角色相混淆，相反，这样会更方便当事人，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5]。第四，信任论。这种观点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当事人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对仲裁员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构成了当事人同意由同一人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的基础，实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6]。第五，渐进论。按照此种观点，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时，不是在当事人完成陈述后的瞬间就立即对争议做出决定，仲裁员形成自己的观点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她在调解过程中与当事人会见，谈论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有助于当事人发现自己在该案中的弱点，促进相互了解，纠正误解和忽视，从而有利于纠纷的解决[7]。
（二）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观点
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第一，侵害论。这种观点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对程序正义的侵害。其理由是，仲裁员担任调解员和一方当事人私下会见所获取的信息，使得对方当事人没有机会进行辩论，如果将此信息用于以后的仲裁，在程序上就构成了不能容忍的重大违规[8]。第二，混淆论。此说认为，仲裁程序和调解程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因为调解员的职能和仲裁员的职能有着本质的不同，调解员的职能是帮助他人做出决定，而仲裁员的职能是由第三人独立做出有拘束力的决定，二者职能的混淆会损害调解的效力和仲裁决定的独立性[9]。第三，失控论。依据此说，在调解程序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可以自由发言，这种无序和自由会让调解员难以控制程序；同时，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因为它们是未经宣誓做出的陈述；另外，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使用其在调解阶段获得的材料的可能性也会妨碍当事人畅所欲言，从而对调解不利[10]。第四，危险论。按照这种观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必然导致某种形态的调和危险。仲裁员调解失败转而充任仲裁员，他们将会受到当事人的言辞而非证据的影响，他们会考虑只有一方当事人知道而另一方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接收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或者探知到了当事人出价的底线，他们在裁决时难免会有实际上的偏袒[11]。
综观上述两派观点，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两派争论的焦点有三：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会混淆仲裁员和调解员的不同角色；第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违反程序公正原则；第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益。
二、分析工具：二重获得合意理论
尊重人、强调人的主体性已成为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纠纷解决领域，主体性理念要求承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最大限度地按照当事人自身的意志解决纠纷。在这方面，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纠纷解决过程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12]
笔者深为赞赏棚濑孝雄的观点，不过笔者认为，在其所列出的评价纠纷解决过程功能的四个标准中，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尤其是对于仲裁、调解以及它们相互结合的纠纷解决制度而言。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而设立而服务的，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其理由是，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当事人合意进行的，其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解决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可以说，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由此，棚濑孝雄提出了“二重获得合意”的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人的合意[13]。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
通过分析，棚濑孝雄认为，仲裁同样存在着合意的困难，其理由有二，一是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持有不同利益，二是对仲裁主体的适格性、公正性的怀疑。因此，为获得合意，不得不在仲裁合意的取得和方案的承认这两个环节上都缓和对合意内容的要求，而以获得较弱的合意为目标。同时，仲裁又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尤其是仲裁裁决有着类似于法院判决的效力，让当事人觉得仲裁庭是在向其推销虽然廉价但却质次的正义。故而，当事人往往视仲裁与诉讼一样为畏途[14]。于是，增加仲裁的灵活性以最大可能地获取当事人的合意为目标就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种压力驱使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现代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产生并得到蓬勃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即是其中一种，其目的在于扬仲裁与调解之长，同时克服二者之短，尊重当事人的自律性，充分发挥当事人自发的秩序形成能力，赋予当事人根据需要灵活地调整程序和实体规范的可能。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并非让其唯我独尊，而是要其成为“相互主体”；强调合意，不是要求你好我好的乡愿，而是要达到求大同、存小异的有原则的自愿；强调交涉，不是指单纯的利益交易，而是指“在法律的阴影之下的交涉”[15]。另外，由于棚濑孝雄的理论是在日本的现代法制度已经定型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不完全适合于正处于制度化初期的我国。不过，由于本文所讨论的是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同诉讼不同，它是一种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况且经过二十余年的大力建设,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具雏形，为非讼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法律后盾。所以，笔者认为可以用棚濑孝雄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对之进行分析。
与诉讼这一“法的空间”相似，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空间内运行的，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强调获得当事人的合意可以转化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保障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程序利益这一问题，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主要就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通过它们可以实现实体公正和效益。所以以下我们就分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做到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正当性解读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由第三者主持的纠纷解决程序，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要求程序主持者自身做到公正无偏。而仲裁与调解是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是否会使仲裁员的角色同调解员的相混淆，从而导致其丧失中立性，这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解决了程序主持者的中立性之外，我们也需要考察整个纠纷解决过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获得纠纷当事人的合意，实现程序公正。此外，我们还必须考察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能够提高解纷效益。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违反程序正义原则
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而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自然正义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诉讼案件的法官；第二，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英国普通法上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根据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大理念。前者是对立法权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布莱克法律辞典》对程序性正当程序之含义的解释为：“任何受判决的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16]由此可见，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有二，即裁判者中立和“两造听证”。因此，我们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程序中解纷者是否中立
仲裁员的职能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对仲裁案件做出决定，而调解员的职能是促进双方和解，而非裁决争议事项。仲裁中的调解要求仲裁员意识到这两个角色的不同，当事人也应当被告知二者身份的不同。这种区分是调解的前提条件。在调解的过程中，仲裁员只是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引导、劝解，也可表达他对争议有关事项的理解和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双方当事人手中。混淆论者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仲裁员调解不成，有可能会利用从一方当事人处得知的信息做出对另一方不利的裁决。然而，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机制能够使仲裁员在做出仲裁裁决时，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来源于双方当事人有机会进行评论的材料和庭审情况，仲裁员守则和仲裁规则也为消除调解不成对后续仲裁的不利影响提供了保障。至于“混淆论者”提出的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得知了一方当事人出价的底线而可能对案件预先形成一个固定的看法，以致违反其中立性。但是，仲裁实践表明，仲裁员是否能保持中立取决于仲裁员的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平，而不取决于他是否进行了调解。再说，仲裁员了解了双方的情况，是更有利于裁决，而不是相反——真正的裁决是建立在弄清案情和双方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会混淆仲裁员和调解员角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仲裁员以调解员的身份同一方当事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单独接触，只是当事人合意的自然延伸，不应认为调解员偏袒一方。况且调解过程是由当事人的共同意思支配的，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来核查调解员是否做到了公正，对于表现出不独立、不公正的调解员，任何一方均可表达对他们的不信任，要求该调解员不参加调解或者由当事人单方行使终止调解权。因此，由同一仲裁员担任调解员，不会减损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程序中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平的参与机会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会损害多方当事人参与程序的公平机会：第一，当事人的听审权和陈述权在仲裁员开始调解前已经有机会得到行使。调解结束后，仍然有机会就他们认为需要陈述的任何问题作进一步的陈述，也有权要求按照程序的进展举行开庭。第二，仲裁中的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充分获得有关信息的基础上解决争议的，是否达成协议，完全凭当事人双方决定。仲裁员以调解员的身份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当事人向仲裁员做出陈述，意图在于促进双方谅解和让步。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并不接受任何一方提交的书面材料，仲裁员也尽可能地把自己从一方当事人获得的信息披露给另外一方，以保障双方的充分知情权。第三，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未曾披露的某些内幕信息，但这些内幕信息有助于调解而无助于仲裁。因为仲裁裁决的做出必须根据双方辩论认可的材料，否则该裁决即构成严重的程序违规。这种违规在没有调解的仲裁程序中也会出现。能否避免此类失误，取决于仲裁员的素质水平和程序管理技术，而不取决于仲裁员是否进行过调解。因此，只要操作得当，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可以保障实现“两造听证”原则的。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益
我国诉讼法学者陈桂明教授认为：程序规范如果不明确或者不稳定，就会使司法资源的使用出现浪费，当事人由于对程序的进行不可预测，会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损失。相反，如果程序规范明确清晰，就会使纠纷解决成本得到控制，该程序就会为当事人所信赖和支持，程序的有序性符合程序效益最大化原则[17]。依此，我们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效益分析如下。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程序上是一个正规的程序
在仲裁的过程中由仲裁员来调解案件，并不是调解和仲裁相互分离，而是仲裁与调解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仲裁员和当事人都充当了调解程序的缔造者和剪裁者，因而使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可预见性可操作性；而且，这种程序包含了当事人的选择，故而也更具灵活性，可以照顾到当事人的特殊要求。这些优点是单纯的仲裁或诉讼程序所不具备的，可以说，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克服了仲裁和调解的一些内在缺陷，结合了二者的优点，提高了纠纷处理的效益。
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显著地减少纠纷解决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
我们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显著减少纠纷处理的成本，理由是：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当事人意愿的表达和确认，当事人对程序的认知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对和解结果以及据此做出的裁判文书的认同感加强，当事人对程序结果的挑战和反抗率显著降低，纠纷外第三人对程序结果的干预与破坏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因而，导致产生错误成本的因素大大地减少了。第二，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中，仲裁员和仲裁机构通常收费较低，并且当事人还可避免种种不可预见的额外费用。第三，在实现裁判结果方面，由于调解成功的裁判文书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较之径行仲裁的裁判文书更易得到履行，从而节省了可能的执行费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方当事人拖延履行或者拒不执行的风险。后面两点都减少了当事人的直接成本。
由上述分析可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达到程序公正，提高纠纷解决效益，具有仲裁或调解独自所不具有的优越性，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JBrgwer Lawrance R.Millers,“Combinning Mediation & Arbitr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Nov,(3),p.34.
[2] 王生长.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理论与实务[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8－80.
[3] [美]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5－666.
[4] The Rt.Hon.Sir Michael Kerr,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Involvement in Dispute Resolution, 64 Arbitrtion (August 1998),p.175.
[5] Pieter Sanders, The 1996 Alexander Lecture, Cross-Border Arbitration-A View on the Future, 62 Arbitration (August 1996),p.173.
　[摘要]鉴定意见冲突曾是反复讨论与经常曝光的敏感问题，是导致案件质量与司法公信力下降的一个原因。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将鉴定结论变为鉴定意见，规定了异议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质证规则，是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将面临的重要任务与技能，法医学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人应对此高度重视。
　[关键词]法医学 鉴定人 鉴定意见 质证
　　　　
　2009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在第10版政治专栏中，刊发了《司法鉴定，到底谁说了算》的文章，该文认为“多次（4）鉴定，结果迥异，检察院起诉时为何采纳轻伤结论？由此引发社会争议”。如何面对有争议的鉴定意见，其实并不算是新问题。
　早于2005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在明确对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时，亦在第11条中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进行鉴别、判断，提供鉴定意见。作为一种证据鉴识方法，司法鉴定本质上属于科学认知活动，其任务是为办案人员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专门性证据。作为证据之一的司法鉴定，不具有也不应有预定的证明力，惟经法官审断后方可作为定案的根据；同理，任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都不得当然地享有权威性。因此，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一方面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享有质证的权利。由此看来，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应被认为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举措。[ 对鉴定意见不一致的现象，笔者曾在界限性损伤的研究中提出了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与论证鉴定意见的建议。见：董兴建，界限性损伤的特征与意义，中国司法鉴定，2005，1（29）。]
　一、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一）、有争议的鉴定意见是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客观需要。
　鉴定意见的争议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与该类鉴定的特殊性有关。除了鉴定人的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外，还有这样一些客观的因素影响着法医学鉴定。
　1、损伤本身的变化性。在鉴定中，法医学引发的争议最多。而在法医学鉴定中，损伤程度的鉴定诱发的争议又是最多的。由于被鉴定人在受伤后，要经历一个临床治疗与恢复的过程，因此损伤情况是变化的。而刑事诉讼是一个有着严格期限的诉讼进程，立案、侦查、逮捕、起诉每一个环节的时限都有着明确规定。一些鉴定人在难以预测损伤的后期变化与归宿时，常会使用目前评定为轻伤或重伤的结论。当然，鉴定人的经验会影响其对损伤变化预测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其对结论的判断和表述的选择方式。
　2、损伤检测的不一致性。在损伤程度的检测手段中，虽然有一些规范，但并非都是可以得到一致结果的检测手段。此一方面与损伤本身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检测人员的方法和经验密不可分。比如对肢体功能、肌力的评测等。
　最后，一些特殊的伤情，由于与鉴定标准区分伤情程度的表现接近而难以划分如界限性损伤，从而导致不同鉴定人的认识不一，得出不同的鉴定意见。
　其实，出现有异议的鉴定意见，尤其在司法鉴定体制的完善与法庭科学的不断发展中，并非是不正常的现象。媒体撰文所说的需要一个权威性鉴定或者由该专门性问题的专家来最后裁决，后者即使会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也非常少。对专门性问题的司法鉴定或者专家意见的采信问题，虽然一直是一个难题，各国的法律却均未奢求出现一个权威机构以“一锤定音”；引入专家陪审员的建议，也由于其可能产生预决力而偏离司法公正的应有意义而受责难。相反，以法庭质证来审查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却是目前法律界的一个共识。专业的归专业，法律的归法律，这是鉴定人与司法人员应强调的自然理念。在2012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该意见被新的刑事诉讼法采用，并于第187条第3款规定：有异议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拒不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款的规定为鉴定意见冲突的现状作出了最终选择，能够有效避免多次重复鉴定的现状。
　（二）、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维护诉讼公正与司法公信不可替代的方式。
　无论是对抗模式或者纠问模式的庭审，证人出庭作证都是整个庭审得以顺利、公正进行的重要条件。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和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都有赖于证人的口头证言。法医学鉴定人虽然具有可替代性，但是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同样有利于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不仅是直接言辞规则的体现，又是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质证权利保障，是法庭查明事实进行裁判的一个重要程序。
　从2003年的“天价葡萄案”到2008年影响较大的“瓮安、石首事件”、“躲猫猫”事件等，无一不与鉴定有着密切关联，后者甚至就是对鉴定本身的不认同演发的。在全国人大决定规范司法鉴定管理近5年的今天[ 本文写作于2010年底，2011年5月发表于四川省检察院内网，参见：http://10.51.1.7/goa//adjunct/C001/pubinfo//20110509/PubInfo/510000/2011/5100000000000000_PUB_AJUNCT_INFO_000000000037861.doc，2013年4月8日访问，本次略作修改。。]，对避免鉴定行业的信任危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在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诉讼中，法庭过分依赖专家及鉴定机构在相关科学领域内或行业内的影响，未能形成采信鉴定意见的共识或普遍性规则，缺乏对鉴定过程的程序监控，鉴定程序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鉴定意见公信力的衰减[ 邵俊武：专门性问题的诉讼证明与证明的科学，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205-220。]。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法院审判过的案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但当事人就是不认可[ 李钧德：司法公正要让百姓看得见，新华每日电讯，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8-03/17/content_7806922.htm。]。大法官丹宁勋爵曾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不仅是法律实现的重要形式，也是诉讼程序的公正价值所在。据统计，我国的法医学鉴定人出庭率低于5%[ 何礼果、陈洪明等：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见《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4，2（6）。]。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司法鉴定的权威，同时也给司法公正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更要紧的是，它削弱了法医学鉴定人出庭制度在诉讼中的应有作用。完善我国的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已成为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如果当事人双方的质证权利无法行使，就会导致其对司法鉴定意见产生怀疑，重则直接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除了细化对法医学鉴定人的管理和提高鉴定人素质外；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执行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建立健全质证规则，有效监督鉴定过程，直接质询鉴定意见，提升社会对鉴定行业的信任感，保障司法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其实就是对抗中的合作，以期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和维护司法公信。
　二、规范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有异议的鉴定意见未经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阐明司法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结论，回答控辩双方和法官的提问，则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有学者设想在相应的证据规则中确立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障制度，以解决其出庭作证。该制度涉及鉴定意见的可采性、不能出庭作证的救济、出庭作证制度的例外及经济补偿制度安排等四个方面内容[ 陈瑞华：论司法鉴定人的出庭作证，见《中国司法鉴定》，2005（4）。]。200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一些法院专门就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作出了试行规定。规定明确，在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中，涉案的控辨双方可询问该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方法、过程和依据的鉴定标准，法医学鉴定人应当向法官说明该结论是否科学、合理、合法[ 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关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0条。]；质询主要针对鉴定意见中有遗漏、矛盾、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等方面的内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试行），第9条。]。
　法医学鉴定人在出庭作证，接受质询时，主要应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1、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证明能力即证据的资格，是证据准入的最低要求，主要的内容有合法性与相关性。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则比较多，对鉴定意见来说，可以从下面的内容进行质询。如：鉴定范围是否属于专门性的问题，委托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有无回避的情况；材料的取得是否合法，有于应当排除的鉴定资料；使用的方法是否符合标准，检验过程是否符合规范，观察数据是否客观正确，检验记录与文书制作是否符合鉴定要求等。
　2、鉴定意见的证明力。证明能力与证明力经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没有证明能力的证据肯定不能赋予证明力。证明力是一个可以进一步量化的证据属性，具体指证据的实质性与证明性。在判断证明力方面，美国证据法演进中在对专门性问题采信标准方面取得的认识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从Fray规则到Dubert规则，以至Kumho判例，这些经验性的认识值得我们参考。通常认为，证明力的自然科学属性大于法律属性。法律规则在对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判断上，常显得有心无力。而在鉴定意见方面，此现象尤其突出。
　最后，在质证结束难以最终裁定的鉴定意见，有可能提请复核鉴定或者专家委员会审查。
　此外，对于作证不能的救济。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医学鉴定人，法官和法院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如科以罚款或者建议责令停止执业、取消资格等。对有异议而不能当庭予以质证的，法院应当裁定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法医学鉴定人质证的程序与内容
　 1、质证前的准备。
　（1）法庭通知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3日前送达。
　出庭参加质证的法医学鉴定人可以鉴定本人，也可以是其委托的其他鉴定人。具备相关知识，有资质的鉴定人是出庭参加质证的前提。受委托的鉴定人应熟悉该鉴定意见所可能涉及的专门性知识。
　参加质证的法医学鉴定人与案件的委托人取得联系，了解是否依法告知案件当事人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以及异议的主要内容。必要时应听取其意见。
　熟悉法庭程序，审查委托资料与检验过程，准备相关材料。
　2、参加法庭质证
　（1）宣读鉴定书。
　（2）接受委托方的询问。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资质、委托程序可略过。主要内容有委托材料、检验方法和过程、鉴定的标准与依据即可。
　（3）接受对方的询问。依次为辨护人、鉴定人或案件当事人。
　①鉴定意见涉及的问题是否系专门性问题范围。如目前对继续治疗费用鉴定中的确切金额的鉴定意见，涉及责任承担（此为法律适用而非专门性问题的争议事项)的鉴定意见等等。鉴定意见不得对专门性问题中属于法官独立裁判的事项即最终争点作出鉴定。
　②法医学鉴定人品格方面。对既往鉴定重大失误、违纪事项的询问。鉴定人可以与本案事实及鉴定意见没有相关性或以可能对审查本案鉴定意见导致偏见提请法庭制止。
　③委托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鉴定依据的委托材料由谁提供，由谁制作，由谁提取、固定、保存与送检。注意是否存在应当排除的鉴定材料。如诊治中的案件相关人的虚假陈述、鉴定人自己在诊治过程中形成的书面记录。对于鉴定人所在单位及其同事所出具的鉴定材料，也可请求法庭予以排除，是否同意由法庭决定。
　④鉴定时限的选择与病情治疗的可能性等。
　⑤检验过程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检验方法的标准或者行业的认可情况，检验结果的可信性与可能的误差影响。
　⑥鉴定采用鉴定标准的理由与依据等。
　听取异议方宣读鉴定书。
　听取异议方对该鉴定书的询问。
　提出上述该项向异议方鉴定人的询问。此项主要由案件委托人与鉴定人发问。
　在上述询问中的以下问题，法医学鉴定人可以仅就检材、鉴定的条件及方法予以简洁说明或不予作答。如：案件中涉及到属于国家秘密的，用保密性的侦查、技术手段获取证据的以及案件中涉及个人的非必须公开的隐私。以上围绕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提出询问致争议中任一方的鉴定意见被排除后，仍不影响继续对争议或异议的鉴定意见进行的实质审查。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异议中被排除使用结论的一方可申请延期审理。
　双方向法庭提出和确认异议的争议点。对于有异议但争议点不能明确或者争议点众多的案件。
　双方就争点问题进行专门性的辨论、演示。
　陈结证词。就该争议是否得到明确的证明与解决作出总结，必要时可建议法庭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当然，对于非鉴定程序等请求排除鉴定意见的情况，争点明确，争议理由较简单的有异议的鉴定意见，异议双方可以先后宣读鉴定书后直接进入到第7项。
　3、重要原则
　对抗性程序能够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理论上平等的双方中推进。法医学鉴定人在质证中也应有这样的理论保障，尤其对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如：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法庭除指定辩护律师外，也应考虑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法医学鉴定人辅助其对用作证据的相应鉴定意见提出质询意见。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第192条第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该条规定，虽然没有迈出指定法律援助的步伐，却对鉴定意见的采用为双方提供了理论上的平等，实为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