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人大常委会


兰州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号)



　　《兰州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经兰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1年10月21日审议通过，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2年3月2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兰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4月6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镇燃气管理，保障燃气供应，预防燃气安全事故，维护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的规划、建设、应急保障、经营、使用、设施保护和燃气燃烧器具的销售、安装、维修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城镇燃气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保障安全、确保供应、规范服务、节能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镇燃气管理工作的领导，并将燃气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五条　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镇燃气管理工作。

　　市燃气管理机构负责全市燃气日常管理工作，并直接负责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四区范围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永登县、榆中县、皋兰县和红古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并接受市燃气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市、县(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城镇燃气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燃气行业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引导燃气用户节约用气，提高燃气利用效率。

　　第七条　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燃气管理机构、燃气经营者应当加强燃气安全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提高防范和应对燃气事故的能力。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损坏燃气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八条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燃气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

　　第九条　燃气发展规划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能源利用规定以及消防、防爆、抗震、防洪等安全要求，由市、县(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级燃气发展规划的要求，加大对燃气设施建设的投入，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燃气设施。

　　第十一条　本市新区建设和旧区改造时，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和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建设用地。

　　列入燃气发展规划的燃气设施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应当与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新建、改建、扩建燃气设施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建设工程基本程序进行建设。

　　城乡规划部门在进行燃气建设工程选址和规划方案审查时，应当征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十三条　从事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范围内依法从事作业活动。

　　第十四条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竣工验收，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市燃气管理机构或者县(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工程建设档案。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组织编制燃气应急预案，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燃气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承担相关应急任务。

　　第三章　经营服务与使用

　　第十六条　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

　　(二)燃气气源、气质和压力符合国家标准；

　　(三)经营场所、燃气设施符合安全生产监督的有关规定，并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

　　(四)燃气设施、计量装置、供气器具符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并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五)从事管理、技术和操作的工作人员，其配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符合专业培训、考核要求；

　　(六)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燃气事故处理能力；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向市燃气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市燃气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燃气经营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根据燃气发展规划对申请资料和证明文件进行审查，并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

　　申请人凭燃气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批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禁止个人从事管道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与燃气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供用气合同的约定，对单位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第十九条　燃气经营者需要停业、歇业的，应当对燃气用户的正常供气作出妥善安排，并提前90日向所在地燃气管理部门报告，经批准方可停业、歇业。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

　　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优先保证民用的原则进行调峰作业。

　　第二十一条　管道燃气经营者因施工、检修等原因需要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的，应当提前48小时将作业时间和影响区域告知燃气用户或者物业服务单位，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恢复正常供气；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燃气用户。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进行入户安全检查。实施安全检查前，应当事先书面告知燃气用户安全检查的日期，并在约定的时间上门检查。其工作人员应当佩戴标识、出示证件。

　　燃气用户应当对燃气经营者入户检查予以配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检。

　　第二十三条　市燃气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依据有关法规、标准和规范，对燃气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向社会公布举报和投诉电话、信箱和电子邮件地址，并受理有关燃气安全、燃气质量及服务质量的举报和投诉。

　　燃气经营者应当公示业务流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和服务热线等信息，并按照国家燃气服务标准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接受燃气用户申请查询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并自收到查询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燃气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燃气用户应当按照供用气合同约定，按时、足额缴纳燃气费，不得拖欠或者拒交。

　　第二十五条　燃气燃烧器具的销售企业应当在销售地设立或者委托设立维修点，向用户提供维修服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市燃气管理机构颁发的资质证书，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从事安装维修业务。

　　第二十六条　本市范围内从事燃气燃烧器具销售的企业，在办理工商营业登记后，应当向市燃气管理机构或者县(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市燃气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备案的燃气器具目录。

　　燃气经营者不得强制燃气用户购买指定的燃气器具。

　　第二十七条　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应当遵守国家价格规定，实行政府定价。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和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时，应当依法听证，征求管道燃气用户、管道燃气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向社会公示经营成本。

　　瓶装燃气价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燃气安全事故预防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机构的组成、职责、应急行动方案等内容，并负责预案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十九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制定燃气抢险抢修应急救援预案，设置抢险抢修电话并向社会公布，抢险抢修电话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

　　发生燃气事故，燃气经营者应当及时组织抢修，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燃气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由安全生产监督、城乡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和燃气管理机构调查处理。

　　第三十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加强对燃气设施的安全检查和设备检修，做好安全工作和事故的预防、处理。

　　燃气用户违章使用燃气设施造成安全隐患又拒不整改的，燃气经营者可以暂停供气，直至具备安全供气条件后恢复供气。

　　第三十一条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用非法制造、报废、改装的气瓶和超期限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燃气；

　　(二)不得用贮罐、槽车直接向气瓶充装燃气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燃气；

　　(三)存放气瓶的场所与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建筑的距离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和有关规定；

　　(四)充装燃气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允许误差；(五)先抽出残液后再充装燃气；

　　(六)按照国家规定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检测、检修、更新，保障设施安全运行；

　　(七)对充装后的燃气气瓶进行角阀塑封，并标明充装单位和投诉电话；

　　(八)公示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九)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二条　管道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装、迁移、包容或者拆除燃气设施、燃气安全标识；

　　(二)擅自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公用阀门；(三)擅自改变燃气用途；

　　(四)在燃气输配管道上擅自安装燃气器具；

　　(五)在设有燃气管道设施的房间内存放、使用炉火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六)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电器设备的接地导体；

　　(七)盗用燃气；

　　(八)在进行燃气器具的安装和维修中，改动燃气计量表(含燃气计量表)之前的管道设施；

　　(九)其他危害燃气使用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瓶装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规定，禁止下列行为：

　　(一)加热和摔、砸、倒卧钢瓶；

　　(二)自行倒灌钢瓶内瓶装燃气；

　　(三)自行倾倒、排放钢瓶内残液；

　　(四)擅自拆修或者改换瓶阀、检验标记及瓶体漆色；(五)危害燃气使用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设施管理

　　第三十四条　燃气设施的管理、碰接、改造、更新和维修等，由燃气经营者负责组织实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五条　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区域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堆放物品或者排放腐蚀性液体和气体；

　　(三)动用明火、开挖沟渠、挖砂取土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四)打桩或者顶进作业；(五)爆破作业；

　　(六)总重18吨以上的车辆或者大型施工机械行驶通过敷设有燃气管道的城市非机动车道；

　　(七)其他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燃气经营者应当对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区域内的燃气设施设置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

　　第三十六条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

　　在燃气管道的安全保护区域内确需进行施工或者有关作业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签订安全施工协议，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三十七条　燃气经营者使用的燃气贮运容器、气瓶、调压设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并按规定进行检修或更新。

　　燃气运输应当执行国家关于危险品运输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燃气经营者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或无资质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业务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燃气经营者强制燃气用户购买指定燃气器具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五)、(七)项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二)、(三)、(六)项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以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擅自改装、迁移、包容或者拆除燃气设施、燃气安全标识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三)、(四)、(六)、(八)项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对瓶装燃气非经营性个人用户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性用户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燃气经营者未对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区域内的燃气设施设置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燃气经营者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在开工前未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签订安全施工协议，未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燃气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

　　(二)管道燃气是指以管道输送方式向用户提供的燃气。瓶装燃气是指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

　　(三)燃气设施是指人工煤气生产厂、燃气储配站、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灌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市政燃气管网等的总称，包括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以及户内燃气设施等。

　　(四)燃气燃烧器具是指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器、空调器等器具。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

齐 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介绍】
正义网重庆4月21日讯，莫名其妙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成７级伤残的受害者蒋祥发，将花盆下落地??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告上法院。2002年4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了解，原告蒋祥发原是中国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的电工。2001年9月27日早晨6时许，当他途经文华大厦Ｂ座路段时，被该楼一住户抛下的一个装满重达两公斤左右泥土的塑料花盆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之后，蒋被人送到医院抢救治疗，先后花去医药费７.１万余元。2002年9月25日，经市法医验伤所鉴定，蒋有轻度智能障碍，且伴有外伤性癫痫，属７级伤残。由于出事之后一直查不出是哪家住户扔下的花盆，７万多元的医药费使蒋祥发背下了沉重的债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文华大厦Ｂ座55户住户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些住户共同赔偿医疗费、后续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5万余元。
法庭上，蒋祥发的代理律师认为，花盆是从文华大厦３、４单元抛下的，由于这起高空抛物伤人案一直无法查到肇事者，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案件应由文华大厦整栋楼的住户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各种观点】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照传统侵权行为法中“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和过错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施加的侵权行为，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依照侵权行为法中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有关规定，要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原告所受损害之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学理分析】
以上三种观点中，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即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在分别在法政策和责任构成上出现了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正义因素”，以下对于上述二者稍加分析。

一、对第一种观点的分析
根据第一种观点，受害者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实施的加害行为，并对其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中高层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里激增，导致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1此种问题所造成的损害的往往属于“瞬时发生的意外事件”，故此受害人常常无法预知和确定此种损害究竟为何人所为。按照侵权行为法的一般理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必须有特定的相对人，进而由此基础上证明侵权责任构成的其他要件。而在此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中，由于被告往往难以确定，而导致被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致使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从而违反了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不过也许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本案中，当受害人蒋祥发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伤后，其如果真正希望找出肇事者在一般情形下也并非难事。如果其真正愿意查出加害人，蒋祥发完全可以以过失致人伤害罪为由，请求公安机关启动刑事侦察程序。一旦公安机关刑事侦察介入本案，相信本案的真凶将很容易查出。但是就本案看来，原告所希望的是及时的得到民事救济，而对于加害者刑事责任的追究把持消极的态度。因为如果真正查出真相，万一此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那么原告的损害依旧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偿，而这对于原告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原告选择了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对其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以期尽快得到民事赔偿。但是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原告自己不能启动刑事侦察程序，因此要求由原告完全查清损害的实际制造者，实为难为原告之举措，此种处理案件的方式存在着不公平之处较为明显，故此不多赘。

二、对第二种观点的分析
按照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款之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认为本案构成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并对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苛以向原告损害进行赔偿的连带责任。我认为，此种看法在学理上是不存在合理依据的。
首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且数人之间并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2、数人共同实施了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3、数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属于“不确定的因果关系”；2由以上三者我们应当看出，本案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共同危险行为要求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而在本案中，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加害人，并不存在数个加害人的情形。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共同实施危及受害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但是在本案中我们怎么也不能找到所谓“共同实施”的痕迹，因此亦不应当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最后要求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因果关系”。而本案中除加害者外，其他54户住户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甚至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如何将“不确定的因果关系”加载于根本没有实施任何与原告损害有关的行为的住户身上呢？将此种情形视为共同危险行为显然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让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使其合法权利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认为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 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使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是指对于加害人（此处的加害人包括实行了具有损害被害人利益的危险行为的加害人）而言，而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之所以给予受害者这种法律上的优越地位是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法律对加害人进行了“减等的评价”，从而有利于被害者的救济。但是除开加害者外，其他的住户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于被害人的行为，又为何要对这些“无辜者”进行“减等的评价”呢？难道是因为这54户住户不应当住在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这座居民楼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其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问题笔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此问题上，学界大致分为两大学派。一为肯定说，二为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只要数人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此时即便其他人中仍然不能确知谁为加害人，也应当将该人排除在共同危险人之外，使其免责。 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受害人应当采取否定说，因为即使数人中的某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也不能当然地令其他人负赔偿责任，倘若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地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则势必会发生全体危险行为人逃脱责任的现象，受害人所受损害根本无法获得补救。 我认为，此二种观点都存在着值得商讨的地方。对于肯定说，笔者提出的疑问是“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又怎么会纳入要证明的视野之内呢？比如，有的学者举例，说甲乙丙三人同时开枪，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受害人丁，导致丁由于中弹死亡。然后说由于甲的子弹开枪时被卡在了枪膛里，没有发射出去，因此在诉讼中，甲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伤害丁的可能，由此被免除共同危险行为的赔偿责任。但是没有发射子弹，在根本上就不可能造成对丁的损害，实属加害行为客观不能的场合。既然根本没有实施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怎么会被纳入共同危险行为的“考察范围”之内呢？对于否定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分的强调受害人的权利而极大的忽视了加害人的权利，剥夺了加害人在自己处于不利局面下“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其三，依照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此种对免责事由的界定方式可能会导致对加害人极为不利的局面。首先，这种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无辜者的合法权益，给非实际造成损害者施以过重的证明负担，将公平和正义的天平过分的倾向于受害人一方，不利于实现法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指认到底是由哪个具体的加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将有违共同危险行为的本质属性。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到底是由哪一个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势必将打破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格局。共同危险行为的归责方式本来就是在查不清真正的加害人的情况下才予以实施的一种处理损害赔偿的方式，但是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具体由哪一个加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将超出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范畴，成为其他的侵权归责形态。最后，此种“排除自己，指认他人”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弊端。因为如果在数人中某人确知哪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实际的侵权人，但是由于胁迫等种种原因致使其不敢提出指认的情形，将有可能导致非公平和非正义的产生。就算事后查出此种胁迫的原因予以司法救济，也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另一方面，这种指认有可能导致几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了使自己脱身从而联合起来指认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情形，而当此被指认人为无辜者时，将更加的有失公允。

三、对第三种观点的分析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该种观点认为本案不够成共同侵权行为，理由在于本案中并非55户住户均同时实施了对原告蒋祥发的危险行为。如果说本楼的55户住户同时将55个花盆从楼上扔下，其中有一个或者数个砸中原告，那么本案即可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有的学者对此种认定方式提出了疑义，认为如果机械的照搬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将“共同行为”的范围作严格限定范围的解释将有可能导致不利于对原告的救济。比如德国学者Esser对于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提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其认为：“只要当受害人陷于因果关系举证上的困难时，就不应当局限于数个参与人应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结合这一要件，即使没有如此结合的事实，也会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目前，Esser的这一学说已经成为了德国的通说。
虽然Esser的学说已经成为德国的通说，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并不适合在我国适用，此种学说借鉴进来，将有可能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尴尬。Esser的学说之所以成为德国的通说，是因为德国民法在其漫长的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本国司法实践经验和本国公民道德水准以及认识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后得到的理论。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制度的建构能使得法意与人心之间形成和谐的统一。
在德国民法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共同行为的判断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的演变过程。早期的德国帝国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都非常严格的解释共同危险行为，要求数个被告的行为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的行为，即“时空上的共同性”。如果各被告的行为在时间上和场所上发生了分离，就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 后来，随着德国民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院的判例和学说逐步放宽了这一要求，认为只要具有时间或场所上的关联性就可以了，无需时空上的同一性。由于此种观点受到德国著名民法学家Karl Larenz的推崇，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此种认识成为德国的通说。
对于共同危险行为构成要件中，到底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我国大陆学者提之甚少。其实该问题甚为重要。因为如果将此种认定标准规定得过于宽松，将导致那些与受害人的损害毫无关系的人被无辜的背上证明责任的沉重包袱，这样对于这些共同危险行为中的无辜者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往往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因素的行为，而要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制度设计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是不符合民众基本意愿和内心情感的。如果将标准规定的过于宽泛，将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在这55户住户中的大多数看来，自己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而要自己承担原告蒋祥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种做法是不正义的。因此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由于人数较多，每个人都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势必导致司法程序的冗长和社会应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主观证明责任的角度来看，要证明某个事实存在往往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发生过抑或既已存在的事实在现实中往往留有痕迹。而如果要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个行为，将非常的困难。 在本案中，55户住户中没有实行侵权行为的住户需要证明自己与原告的损害无关，就必须证明以下一些事实：1、自己家里在案发之时没人，且自己家里没有用花盆养花（因为搁置在窗台或者阳台上的花盆有可能受外界的某种因素影响而从高空坠落）；2、自己当时却实在家，但是不存在将花盆碰落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当中大多数是属于某种事实没有发生过的证明，此种证明往往很难穷尽所有的合理怀疑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无辜的大多数”施以如此重的证明责任将有违正义的基本理念。因此，我认为将认定“共同行为”的标准扩展得过于宽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的移植应当稍加缓行。
相反，如果将此种标准认定的过于严格，又极有可能导致无辜的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而及时的救济。此种假设的理由在前文第一种观点的阐述中已经加以说明，故此不赘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在无辜的受害人和无辜的“大多数”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既使得受害人能及时的得到救济又不冤枉那些自始“置身事外”的善良人。我比较赞同Larenz教授的观点，认为数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性，以致这些行为被整体的加以看待，并都与受害人损害事实之间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一味的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对整栋楼的住户均苛以赔偿责任。而应当通过物证检验技术比较精确的确定是从哪一层以及以上的楼层扔下来的，然后再将具有这种加害可能性的住户和房屋的产权人拉入诉讼程序，通过法庭辩论与调查，充分的予以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从而排除不具有加害可能性的住户，最后要求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免责事由的住户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这种对“无辜”住户苛以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依据不应当视为共同危险行为中对行为人的责任认定，而应当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过错推定。即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或者有可能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当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

【结语】
这是一篇并不规范的学术论文，因为并不存在所谓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严谨的逻辑结构，从观点的取向上来看，本文具有更多的后现代法学中解构主义的理论色彩，更多的是在怀疑、在发问、在思考、在批判。本文并不符合法学建构主义的理论要求，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上的“新鲜货”，所以只能是一种反思和检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言及：“没有建构的解构是不负责任的解构”，或许本文又再一次的将自身置于这种批判的视野之内，但求引发法律人对于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与自我检讨。
本文中笔者着力论述了关于共同行为的认定标准的问题，并提出要找寻符合中国本土资源和人情习惯的制度建构抑或制度移植。Esser教授的理论虽然在德国具有通说地位，但是他所倡导的那种宽松的认定标准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老百姓的基本情感和道德范畴。因此如何制定或借鉴国外在共同危险行为这一问题上的制度规定，并使其符合中国人的价值情感和评判标准将是我国侵权法学界值得再研究的一个问题。

尾注：
1 由于现代社会高层建筑的增加，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高层建筑之间形成了各种长度、宽窄不一的“建筑峡谷”，而这些“建筑峡谷”又往往导致城市飓风的产生。在法律方面产生了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在日本亦有因建筑物过高导致遮挡阳光而引发的基于光明权而产生的请求权等。
2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以下。（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当然，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应当属于肯定说中较为严格的一种认定免责事由的方式，但总的来说还是偏向于肯定说的基本立场。
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观点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第237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这个方面，德国的一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国的极大的不同之处。比如德国刑法关于不作为犯罪的规定方面，德国人认为如果看到有人落水，而站在岸边的围观者见死不救，通通构成不作为犯罪。而如果将此种制度引进到中国，将导致法意与人心的脱离。德国的社会结构与我国存在巨大的差异，人们在道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认识和标准存在着差异，因此Esser的观点是适应德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人们基本情感的制度建构，但是此项制度如借鉴到当今中国，将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结果。
例如德国帝国法院（RG）1919年7月12日。本资料来源于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此问题上能予以提及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结过婚，行为人只要拿出结婚证或者离婚证即可证明。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结过婚，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又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说过某句话，行为人可以提供相关的人证和某些视听资料予以佐证。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讲过某句话，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既然没有讲过，就意味着在世间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痕迹的证据又何以加以直接证明呢？
此种定义先见于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笔者对于原文的定义进行了一些增改，以符合本文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