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李 金 泽

　

内容摘要：本文反思了我国大陆现有监管法制的现状，尤其是法律体系、法制的价值取向、法定主体权责构造、监管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监督机制、适应银行业国际化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重视立法规划和系统化、立足国情借鉴外国经验、正确处理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和严格监管的关系、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相关的制度及其它具体监管制度等措施。

关键词：银行 银行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作者简介：李金泽，法学博士，现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法律事务部工作，已发表法学学术论文50余篇，独著《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共七个条文，规制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审批，金融机构业务的稽核、稽查监督、存贷款利率的监管、财会信息查核，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等内容。[2]

《商业银行法》则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设立的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银行存贷款业务中的义务、谨慎性要求、禁止业务、财务报告、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及违反法律的责任等内容。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到补充基本法律之缺漏的作用，因为直接针对两个大法缺漏的条例和规章，尤其是比较系统的文件形式尚没有。众所周知，《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已经颁行五年了，但对两大法作补充性解释的系统条例或规章均未出台。事实上，两大法不仅有许多未作明确规制的问题，而且诸多条文也有待进一步阐释，行政法规、规章虽在两大法出台后的数年内产生不少，却无此两大法的系统实施细则。其次，银行监管有关的条例和规章相互之间或与两大基本法律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或直接抵触之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监管规则对基本法律的重复其为突出，如1996年6月1日发布的《贷款通则》中第4、5、13、24（第一项）、29（第一款）、62、63、64、68、69条等条款都与《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相重复，有的则仅是简单的复述。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重叠则更为严重，如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大量直接照搬了《票据法》、《票据管理办法》的规定，与此同时，它还与1994年10月9日《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1993年5月21日《商业汇票办法》、1994年10月9日《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3]等规章有许多重叠的内容。《支付结算办法》中有关“信用卡”规定的第三章（共32个条文）绝大多数内容均直接来自1996年4月1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4]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之间有不协调或抵触的情形也不少。同时并行适用的《支付结算办法》（1997年）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1996年）就有此种现象，前者的第132条规定“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信用卡。……”后者的第5条则指出“商业银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信用卡。”“非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的驻华代表机构不得经营信用卡业务。”很显然，《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已排除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信用卡及经营信用卡业务的可能性，而《支付结算办法》则只要求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经批准不得发行”，两者已明显抵触，况且《支付结算办法》第133条已明确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申请发行信用卡。再次，一些法规和规章因未能及时修订已有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条文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或者无法适应现时的经济生活之需要。如人民银行1986年4月16日发布的《再贴现试行办法》、1990年《利率管理暂行规定》[5]等便属此类。从这两个文件的名称及发布的时间来看，分别历经14年和10年的规章仍然处于“试行”和“暂行”的状态，这足以表明银行监管规章的严重滞后。从两个文件的具体内容来看，其中与经济现实或现行法律、法规不相符之处也不乏：1）“专业银行”的用语在两个文件都出现了，但自《商业银行法》出台后，“专业银行”的用语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谓不合法了。2）《再贴现试行办法》仅限于对“专业银行”的贴现也与《人民银行法》第22条第（三）项规的“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不相适应。3）《再贴现试行办法》第5条规定的“再贴现率暂定为3.75‰，略低于对专业银行的一般贷款利率”也不合时宜了。因为人民银行于1997年3月1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开办再贴现业务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再贴现利率按同档次再贷款利率下浮10%执行。”[6]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章确立的第4—10条原则性规定中，绝大多数条文为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及协调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作出原则性要求，这种设计也为后面的具体制度选择取向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第三章“存款人的保护”的绝大部分条文及第四章“贷款和其业务的基本规则”的多数条文都是对银行与客户的私法关系的规制。[7]笔者并不是认为《商业银行法》不应对私法关系作规制。但是这种立法选择取向，反映了立法者试图通过严格规制私法关系来实现监管的目标，有监管权力干预私法关系之嫌。反过来，因这些条文占据了将近20个条文，使得总共仅有91条的《商业银行法》很难系统而全面地构筑真正有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规则和制度。从德国《银行法》[8]的框架来看，该法第一章界定了信用机构的法律意义及联邦监督局的法律地位；第二章“关于信用机构的条款”仍然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公法性义务”，诸如自有资本、信用机构集团的自有资本、清偿能力、对投资的限制、企业之间的关系[9]、高额信贷[10]、信用机构集团发放的高额信贷、近亲信贷、对近亲信贷的申报义务、责任条款、资信证明等等，即使其中的“储蓄业务”也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强制性义务；第三章“对信用机构的监督条款”；第四章“特别条款”，主要处理监督局监督与其他监督及在外国注册之后的监督等问题；第五、六章“处罚条款、罚款条款”、“过渡条款和最终条款”。这些规则几乎没有直接针对信用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私法关系作出规制的内容。日本在56年修改后的《银行法》及其配套施行令也未对私法关系作出规制。法国1984年《银行法》虽在第四、五章分别规定了“信贷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及“对企业贷款的发放”。但从内容上来看，第四章只有两个条文，仅提及活期帐户的开立问题及授权咨询委员会研究信贷机构与客户间的关系及有关建议，而未直接针对具体的私法关系。第五章第60条原则性规定了信用机构对企业的贷款安排的履行问题，第61条则针对贷款接受人的债权之转让问题，这两条属私法关系。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11]具体业务的监管并非不必要，但是完全或高度依赖具体业务的监管有如下弊端：（1）业务监管规则过于广泛，使得力量有限的监管主体之监管很难得到有效落实，特别是我国监管主体正处于不断发展阶段，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技术都极为有限。这务必导致该管的不能有效管，不该管的却去管。（2）广泛的业务监管规则之生成为监管主体滥用监管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增大，而被监管的银行则不惜借助违法手段来规避监管，这两者促成了监管成本的徒增及银行追求经济效率的目标受到侵蚀。

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制定的重要监管条例（28个）[12]来看，其中直接针对银行业务的规则有：《平等信贷机会的规定》（B条例）、《电子资金转让的规定》（E条例）、《金融证券交易的延伸贷款规定》（G条例）、《支票托收和资金转移的规定》（J条例）、《银行对证券交易的信用贷款比例的规定》（L条例）、《诚实信贷条例》（Z条例）等，其余大多为银行与联储及银行之间、银行业务的谨慎性要求等方面的规定，而且即使前述的几个条例也侧重于对银行业务的谨慎要求作规制。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结算等情况随时稽查、检查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尽管《商业银行法》对这些职权的规制有所补充，但是在监管权力的运作上仍是缺少详尽的规定，这使得诸多权力不便于操作，尤其是无法促成监管权力的合法运作。如关于人民银行有权对企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及相关资料的检查权，《商业银行法》仅在第62条原则性地规定：“……随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行法》则与此不同，该法虽然在“征询和稽核”上仅有两个条文，[13]但是第44条所设计的机制可操作性强，该条从如下几方面构筑征询和稽核权的实现机制：（1）要求信用机构及其成员有义务提供有关资料，并不需任何特别许可；（2）赋予监督局工作人员可为检查而进入信用机构的营业室；（3）监督局可通过参加股东大会、社员大会及监督机构的会议来实现；（4）可为检查而要求召开前项所列的各种会议，并可规定会议日期、议决事项等。

其次，法律对人民银行行使监管职权的保障机制构造上不健全。如在稽核检查监督权行使的保障上仅规定“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表的，”“拒绝中国人民银行稽核、检查监督的”可对商业银行进行处罚。这种规定很显然把提供有关材料和信息不及时、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情形疏忽，同时此处也未要求给银行内部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相应的处罚。[14]这不利于保证人民银行监督职权履行的有效性。新加坡1971年《银行法——审批银行执照和规定银行业务的银行法》则明确地把刑事和行政制裁责任落实于特定的人身上，如该法第60条的责任主体都是“银行的任何董事、经理、信托人审计员、职工或代理人”，“故意漏记帐”、“故意做或嗦使别人做假帐”、“故意将某项记录改变、抽出、隐藏或销毁，或故意嗦使别人这样做，”这些“均作为违反本条例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或不超过3年的徒刑，或二者并行。”[15]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收率、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17]这些补充使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监管制度已比较完善。但是《商业银行法》对关联贷款(对关系人发放贷款)的规定尚有如下不足：1)对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程序未严格规制。立法只是规定发放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的同类贷款的条件，这种规定为关系人(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董事、管理人员自己及其近亲属)借所谓的“担保”暗渡陈仓，开方便之门。德国《银行法》对近亲信贷增设了“仅当根据全体业务领导人的一致通过的决议，且得到监督机构的明确同意时才提供”。[18] 2)立法未给监管主体——人民银行具体实施监督创设有效的机制。德国《银行法》设定的“申报义务”[19]机制值得借鉴。3)“关系人”的范围之界定尚有不足，即一方面未对近亲属作出明确的限定，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的股东(尤其是持有较高比例股份的企业)纳入关系人的范围。事实上，这类人也可能因其持股关系而取得“方便”的贷款，从而徒增银行的经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市区）城市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襄政发［2002］1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襄樊市（市区）城市管理的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二○○二年二月十日


　　襄樊市（市区）城市管理的暂行规定


　　为加强市区城市管理工作，根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广场（游园）管理

　　第一条广场（游园）是城市公共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广大市民服务的公共产品，其所有权属国家。未经市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丝毫改变其用途，市园林局、市城 市管理局负责监督。

　　第二条鼓励各城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和单位、个人依据城市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广场（游园）。市区所有广场（游园）的管理都要接受市城市管理局和市园林局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广场（游园）的管理标准和考核办法由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园林局依据有关标准制定。

　　第三条新建广场（游园）方案由市园林局会同市规划局依据市区绿地系 统总体规划制定，尽可能运用市场运作方式组织实施。工程质量由市建设局、市园林局负责全程监督。市城市管理局参与新建广场（游园）的竣工验收工作。市城市管理局、市园林局对工程质量未予认可的广场（游园）不得进入管理移交。

　　第四条市财政资金投资建设（包括政策投入）的广场（游园）建设期间 的管理工作由建设业主负责，市建设局、市园林局负责监督，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再监督。竣工后，均应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选择经营管理主体。市政府根据不同情况将广场（游园）管理权（ 指招投标、日常管理考核），或授权市园林局负责；或授权有关城区、开发区负责；或授权 经营广场（游园）资产的法人负责招标，具体由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园林局提出方案，报市 政府批准。

　　第五条由市财政支付维护管理费的广场（游园），先由负责招标的部门和单位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后，再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市城市管理局参与招投标的监督。中标通知书下达后，由负责招投标的单位与中标单位签署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与签署过程，中标单位依据合同进行经营管理。

　　第六条中标单位对广场（游园）的管理效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按“需补贴”或“有盈利”两种情况，确定不同等次的系数，中标单位实得（或实交）的费用为中标基数与系数之积。

　　第七条由市财政支付维护管理费的广场（游园），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根据招标合同及考核办法，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效果进行考核，提出初审意见，送市城市管理局审核（市城市管理局审定的经费不得高于负责招投标的单位审定的经费，下同），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直接对中标单位支付维护管理费（或收取应上交的经费）。

　　第八条不由市财政支付维护管理费的广场（游园），由市城市管理局与经营管理部门签订管理合同，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考核和奖惩，市园林局负责监督。

　　第九条根据工作需要，中标单位可以向城市监察支队（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同）聘请监察员，聘请的监察员依有关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其工资由中标单位发放，接受市城市监察支队的考核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十条市城市管理局应定期对各类广场（游园）的管理效果（包括负责招投标单位的初审意见和市城市管理局的审核意见）以适当的方式予以通报。

　　第二章城市道路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城市道路是城市的重要载体，属国有资产。未经市政府批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其使用性质和功能，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监督。

　　凡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其建设过程的管理和监督由市建设局负责。市城市管理局参与工程竣工验收，并对验收后的工程质量跟踪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通知市财政局、市建设局扣除承建单位工程质量保证金，并依据合同进行必要的处罚。

　　第十二条对城市道路实行分级管理，市区主干道清扫保洁（包括绿化带保洁）、经营秩序(包括出店经营、游散摊点、车辆停放)等管理项目均应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选 择管理主体。招标前，先由负责道路管理 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再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中标通知书下达后，由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与中标单位签署道路管理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与签署过程，并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路段中标单位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主干道所在地的各城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对市城市管理局进行再监督。

　　市财政支付道路管理费用前，先由负责道路管理招投标的单位根据招标合同及考核办法，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效果进行考核，提出支付经费的初审意见，送市城市管理局审核，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直接拨付给道路管理中标单位。

　　第十三条中标单位在管理活动中发现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行为（包括违反“门前三包” 管理规定），应予及时告知和纠正。经告知、纠正无效的，应向市城市管理局报告。市城市管理局接到中标管理单位的报告后，应根据有关城市管理规定，及时处理。

　　“门前三包”管理可以根据“三包”责任单位的意愿委托路段管理中标单位进行有偿服务。“门前三包”管理必须执行《襄樊市市区“门前三包”管理规定》，并接受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城市管理局和中标单位的监督。

　　第十四条市区主干道以外的其他城市道路一律实行路段管理招投标制，由各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监督。

　　根据工作需要，道路管理中标单位可以向城市监察支队（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聘请监察员，聘请的监察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其工资由中标单位发放，接受市城市监察支队（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考核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三章城市道路开挖维修管理

　　第十五条市区城市道路挖掘申请、办证等工作均纳入市行政服务中心。

　　凡属城市道路维修养护项目，由市建设局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根据轻重缓急提出维修养护计划 ，报市政府审核批准后，由市建设局组织实施。所有项目必须进入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开向社会招标或采取其它市场化运作方式进行。招标前，先由负责招投标的市建设局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再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中标通知书下达后，由负责招投标的单位与中标单位签署维修养护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与签署过程，中标单位依据合同进行维修养护。市城市管理局应对招投标全过程和维修养护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督。

　　由市财政拨付维修养护经费的项目，应由市建设局根据招标合同及考核办法，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效果进行考核，提出初审意见，送市城市管理局审核，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直接对中标单位拨付维修养护经费。

　　第十六条经规划部门批准，需挖掘道路的单位应于施工前30天向市城市管理局报送有关文件并附地下红线图，由市城市管理局商市公安交警部门安排好交通，同时，由挖掘道路的单位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按规定缴纳挖掘道路修复费和保证金。

　　第十七条挖掘道路临时中断交通的，应经市城市管理局审核、公安交警部门批准，并核定恢复交通的期限和登报通告。

　　第十八条因特殊情况，对挖掘新建、扩建竣工不满五年的主次干道，必须明确申述理由并经市城市管理局和公安交警部门审核批准。

　　第十九条因供水、燃气管道、电缆等地下管线设施发生故障，急需挖掘抢修的，由有管 理责任的单位边挖掘边通报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或该局在行政服务中心人员）必须及时派人到现场勘察并办理相关手续。市城市管理局监督挖掘单位在核定的期限内抢修完毕。

　　第二十条市城市管理局应对挖掘道路的单位及其恢复道路的过程进行监督。竣工后，市城市管理局与道路挖掘单位签定维修养护工程质量责任书。

　　第四章城市客运市场管理

　　第二十一条城市客运市场的管理由城市客运管理机构负责，接受市城市管理局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场需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车辆实行总量控制，总量指标由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报市政府核定。城市公共客运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市城市客运 管理机构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城市管理局窗口领取经营许可文本（免费），市城市客运管理机构在发放许可文本的同时，将副本送市城市管理局备案。

　　第二十三条城市客运车辆的种类和车型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客运营运车辆的车型由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方案，报市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城市客运营运线路及站点设置，由市规划部门牵头，会同市 城市管理局、市建设局和市公安交警部门根据城市管理需要提出方案报市政府审批。

　　第二十五条城市客运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选择经营主体。招标前，先由负责经营权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再通过行政服务中心采取招标、拍卖或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方式实行有偿转让，市城市管理局参与招投标 的监督。招标、拍卖城市客运经营权的收入全部上交市财政。

　　第二十六条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城市客运管理机构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管理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五章城市货运市场管理

　　第二十七条市交通局是城市货运市场的行业主管部门，城市货运市场的管理，接受市城市管理局的检查、指导、监督，在市区营运的货运车辆的总量指标及车型由市交通局会同市 城市管理局提出意见，报市政府审定。

　　第二十八条城市货运车辆实行营运许可证制度，市运输管理部门在市行 政服务中心市城市管理局窗口领取城市货运经营资格许可文本（免费）。市运输管理部门在发放许可文本的同时将副本报市城市管理局备案。

　　城区货运经营权原则上可比照城市客运经营权的办法办理。

　　第二十九条城市货运站点的设置，由市规划局牵头，会同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建设局、市公安交警部门根据城市管理需要提出方案报市政府审批。

　　第三十条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城市货运市场管理工作中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章城市道路照明的维修管理

　　第三十一条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规划，由市规划局会同市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制定城市道路照明的专业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由市建设局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城市道路照明的维护管理，由市建设局会同市城市管理局编制年度的新建、扩建、改建和维修项目计划，市城市管理局对灯型、照度等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

　　第三十三条凡新建、扩建、改建和维修道路照明设施所需材料均进入 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政府采购。由市建设局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再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市城市管理局参与招投标的监督。中标通知书下达后，由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与中标单位签署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与签署过程，中标单位依据合同提供材料。

　　拨付材料款时，由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根据招标合同，对中标单位提供材料情况进行考核，提出初审意见，送市城市管理局审核，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直接对中标 单位拨付材料款。

　　第三十四条道路照明设施的新建和维修（指施工）项目，均应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前，由市建设局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并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市城市管理局参与招投标的监督。中标通知书下达后，由负责招投标的单位与中标单位签署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与签署过程，中标单位依据合同进行经营管理。

　　道路照明设施维修后，市城市管理局参与验收，并会同市建设局签定验收合同，明确维修单位承担的维修质量和保修期限的责任。

　　日常维护管理由市建设局与城市道路照明维护单位签订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和签署过程，城市道路照明维护单位依据合同进行维护管理。

　　由市财政拨付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维护经费的项目(包括施工招标项目和日常维护管理项目)，应由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根据招标合同及考核办法，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效果进行考核，提出初审意见，送市城市管理局审核，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直接对中标单位拨付维护管理费。

　　第三十五条市建设局必须对道路照明设施维护管理单位建立严格的检查和考核制度，及时督促更换和修复破损的照明设施，亮灯率不得低于95%。

　　第七章户外广告设置管理

　　第三十六条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按照《襄樊市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执行，户外广告设置地点及外型核准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

　　第三十七条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不符合有关规定设置的户外广告进行处罚，罚金全部上交市财政。

　　第三十八条凡在城市道路绿化带、桥梁、路灯杆等市政公用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其方案必须报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交警部门审查批准，由市行政服务中心相关窗口收取广告载体的有偿使用费，全部上缴市财政局，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监督。

　　第八章园林绿化管理

　　第三十九条市区园林绿化管理以市园林局为主，由市园林局牵头，会同市城市规划局和市城市管理局、市建设局共同制定园林绿化专业规划，报经市政府批准后，由市园林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十条对园林绿化维修养护项目一律通过招投标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前，应由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会同市城市管理局提出招标的预算草稿后，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市城市管理局参与招投标的监督。中标通知书下达后，由负责招投标的单位与中标单位签署合同，市城市管理局作为监证单位监督其合同的制定与签署过程，中标单位依据合同进行经营管理。

　　第四十一条市财政拨付维修养护经费的项目，应由负责招投标的部门和单位根据招标合同及考核办法，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效果进行考核，提出初审意见，送市城市管理局审核，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直接对中标单位拨付维护管理费。

　　第九章严禁乱搭乱盖和违章建筑

　　第四十二条进一步严格城市规划管理，规划管理部门既要不断加强依法、依规审批发放“一书两证”，也要加强及时检查、监督，治理乱搭乱盖和违章建筑。市城市管理局和各城区、各开发区同时要加强监管工作。

　　第四十三条市规划局在市规划控制区内依法、依规核发“一书两证”的同时（限7日以内），应将“规划建筑项目审批表”复印给相关单位和部门。其中，主干道两旁的规划建筑项目审批表送市城市管理局，其他规划建筑项目审批表分别送所在城区或开发区。规划建筑 项目审批表的收交工作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由相关单位和部门在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负责，收交工作必须办理签字手续。

　　第四十四条建筑施工过程中，如需更改原设计，应履行报批手续。对不影响景观效果的一般性修改，由市规划局负责审批；对有可能影响景观效果的重大修改（包括增减楼层数、外部结构、装饰及色彩等），需按原审批程序，报市政府领导审批。该项工作的检查、监督由市规划局负责。

　　第四十五条主干道两旁建筑的楼前环境设计，应与主建筑设计一同送审 。由市建设局、市园林局负责对环境施工进行监管，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竣工工程的质量与效果进行再监督 。

　　第四十六条依法及时制止和拆除乱搭乱盖和违章建筑，主干道两旁由市规划局和市城市管理局共同负责；其他地方由市规划局和相关城区、开发区负责。对不能及时发现、制止和报告乱搭乱盖和违章建筑的责任单位，将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第四十七条市规划局、市城市管理局和各城区、开发区均应定期（每季度末）将 发现、制止、拆除、乱搭乱盖和违章建筑情况书面向市政府报告（包括无事报“平安”）。

　　第十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本规定所称的市区是指建成区。

　　第四十九条本规定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市以前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