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关于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工作的暂行规定
财政部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派设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的报告》的规定，财政部在中央企业多的省、市派设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就地加强对中央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
第二条 财政部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等18个省、直辖市财政厅（局）设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对内为中央企业财务处）。在进出口业务较大的非省会所在地大连、青岛口岸，单
独设立外贸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深圳市设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含主要口岸外贸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下同）为财政部的派出机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可根据工作需要，按行业设立科（室），并可在中央企业较多的地、市财政局设立组。具体机构设置，
委托省、直辖市财政厅（局）确定，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人员编制，由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共同分配下达到有关省、直辖市财政厅（局）、编制委员会。财政厅（局）在下达的编制总数内，根据以下原则作具体分配，报财政部备案。配备原则是：对大型工交企业、金融企业、保险企业、农林企业、文化出版企
业、进出口业务较大的外贸企业和中央财政支付粮、棉、油加价款较多的地区，应当多配备一些；对跨地区的石油、电力、煤炭、铁道、交通、邮电、民航、外贸等企业，可按管理局、公司一级核算单位所在地配备。
第四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财政部委托省、直辖市财政厅（局）代管。财政部负责业务领导，日常工作和人事、党团关系由财政厅（局）负责管理。处级干部，由财政厅（局）提名，报财政部考核任免。干部档案由财政厅（局）管理。干部年终统计报表，由财政厅（局）报当地
人事部门汇总上报，同时抄报财政部一份。工作证由财政部印制，财政厅（局）填发。
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需要计划，由财政部编报、下达；大学专科和中专毕业生的需要计划，由财政厅（局）报当地有关部门审批分配。
第五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来源和条件：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来源，主要从财税系统和工交、外贸、粮食、金融、农林、文教等部门的财务会计干部中选调，并可分配一部分大专、中专财经专业毕业生。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条件：具有高等财经院校、中等财经学校学历的人员；虽没有中专以上学历，但长期从事财务工作，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比较熟悉财务会计规章制度，并具有一定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人员；高中毕业后从事财经工作5年以上，具有一定企业财务工作经验
的人员（应挑选一定数量的会计师、经济师）；身体健康，男同志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女同志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
第六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主要任务：
1．宣传、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财经方针、政策和财政法规；帮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改善经营，完善改革，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协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财务会计制度，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度；
2．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成本、费用开支范围、标准；检查企业是否按规定提取、使用基本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留利资金（包括税后留利、利润留成、企业基金、减亏分成）等各项专用基金，以及贷款的使用、归还情况；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
3．协助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积极向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监督企业把应上缴国家的利润、所得税、调节税、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用费等，及时足额地缴入国库。凡由中央主管部门集中上交中央财政的，应督促企业及时解缴主管部，由主管部汇集后上缴中央金库；对应由国家给予弥补的企业亏损，要及时核实上报；对由中央财政拨付的
粮、棉、油加价款和其他各项补贴款的申报和使用情况，要认真进行监督、检查、核实，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5．督促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编报会计决算，并对年度会计决算进行审核，签注意见，上报财政部，同时抄送主管部门；
6．办理财政部交办的事项，参加全国企业财务大检查，定期向财政部报告工作。
第七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主要职权：
1．检查企业的会计凭证、帐簿、报表，检查企业资金、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查阅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2．参加企业召开的与本职工作有关的生产、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会议；
3．对检查企业财务中发现的问题，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并索取证明材料；
4．发现企业有违反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的行为，有权督促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纠正；与企业意见不一致时，可将双方意见一并上报。如违纪问题比较严重，应向上级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报告。对触犯刑律的案件，应督促企业提请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八条 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应将与财政驻厂员工作有关的文件、规章制度、财会报表等材料，抄送有关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
第九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采取统一领导，集中办公，按地区或行业分工，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和检查监督，一般不固定驻厂。
第十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并进行考核。驻厂员在工作中要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对工作有突出成绩的，应予表扬和奖励；失职的，应予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分。
第十一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的经费，列入事业费，由中央财政负担，具体办法另定。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每年向财政部编报事业经费预算和决算。
第十二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工资、福利享受与当地财政干部同等待遇。奖金按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财政部发出的《关于基层税务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工资发放标准的通知》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办公用房、交通工具、宿舍等工作条件和生活问题，由省、直辖市财政厅（局）负责调剂解决。如确有困难，可报财政部酌情核拨部分经费。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1986年10月31日
　　刑事和解制度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它是一种司法理念的改革创新，刑事和解制度在节约司法成本、实现社会秩序的修复、兼顾犯罪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刑事和解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则将隐含着制度性的风险。
　（一）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从而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
　　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上的价值目标是感化加害者，促进和谐构建，实现此目标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损害赔偿。能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被害人能否同意和解的关键。然而实践中，和解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加害者的经济赔偿能力，使得该制度带有“以钱买刑”的倾向，从而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拥有财富的人伤害他人，可能因为能够较充分地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而避免刑罚处罚；另一方面，穷困之人伤害他人，因为没钱，可能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能使被害人得到金钱上的补偿和抚慰，导致无法和解，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很显然刑事和解的实际运作结果在加害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相似的刑事案件，加害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其所受的法律制裁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定罪的不均衡，使国民形成不公平感。因此，如果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和解将会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尤其在当前存在一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问题将更为突出。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来实现刑事和解的实质平等，否则刑事和解很容易被认为是倾向于富人的一种制度—花钱买刑制度。
（二）刑事和解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
　　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框架下，司法的不公平适用、程序约束司法官员的乏力、控辩双方对抗能力的严重失衡、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干预司法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法律外力量染指司法的有力途径以及案件当事人与司法官员进行不正当利益交换的便捷利器，也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如果正义能够为金钱所购买，那么这种正义就是一种非正义。虽然刑事和解表面上能使当事人双方达到妥协，司法实践也有一定效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有能力以金钱“消化”罪行的加害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并非每个加害人都能承受，更何况，以金钱疏通关节进而曲解法律、颠覆正义，已成为司法腐败的常见轨迹，大批缺乏金钱能力的人们，也因此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制度的敌视。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为全社会诟病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如不能做到规范适用，该制度恐怕会成为司法不公的新“增长点”。
　 （三）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对赔偿结果过分倚重，导致程序出现异化的倾向。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刑事和解的方式通常仅仅是一次性经济赔偿，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许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都急需得到赔偿，尤其是导致重伤害的案件中，对于被害人而言，金钱的赔偿是较为重要的。在当下国家补偿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犯罪人的赔偿成为刑事和解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一些被害人因没有得到犯罪人的赔偿而引发悲剧。
　　以经济赔偿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和解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刑事和解程序的开展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的有效沟通和达成赔偿协议为核心环节，被害人可以讲述自己因犯罪行为导致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加害人也可以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双方进而可以更加具体、全面地认识到犯罪相关的各种事实，最终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和积极赔偿能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目前主流刑事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执行难”问题，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可以使加害人获得非罪化、非刑罚化或者轻缓化的犯罪处理结果。但是，从目前刑事和解的实践现状来看，尤其是由于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较少采用非羁押措施，难以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当面协商，因此实际上通过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对赔偿问题的过分重视使得刑事和解程序从理论设计上的“悔罪-赔偿-谅解-从宽”的多重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赔偿-从宽（免责、减责）”的单一程序。同时，过于注重赔偿结果，而不考虑加害人的悔罪表现，也使得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处理结果背离了罪行均衡的刑法规定、抛弃了关于罪行均衡的基本理论，其突出表现于人民检察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提起公诉的决定性标准，人民法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裁量刑法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与刑事和解的主旨是相违背的，几乎没有考虑到加害人在犯罪后是否真诚地悔过，如何在刑事和解之后帮助、督促犯罪人认真悔过、重新回归社会。
　（四）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过度抬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强调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作为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局面得以改观，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过于注重被害人的地位和利益保护，忽视了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过度提高被害人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不仅应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也应关注罪犯悔罪、改过的情况。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和解制度不可能完全舍弃刑事司法机制的这一基本功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要努力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也要努力使得加害人建立起对社会不特定人的互惠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刑事和解不同于通常的刑事司法制度之外在于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机制的框架内着重强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与关系恢复。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制度非仅仅是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以被害人为中心。